男人显然是汉奸，出卖军事机密。
她迅速整理证据：照片冲洗出来，录音转录成文字。然后她面临选择：把这些证据交给谁？
国民政府？但国民政府内部可能有汪精卫的人，证据可能被销毁。
租界当局？外国势力可能不愿介入中国内部事务。
最终，她想到了军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负责情报和反间谍。她听说过军统在上海有活动，但不知道如何联系。
第二天，她通过陈先生找到了渠道。陈先生认识一个地下工作者，可以传递信息。
“风险很大。”陈先生警告，“如果你提供的证据涉及高层人物，可能会被反咬一口。”
“但如果不阻止，更多军事机密会被出卖，更多士兵会白白牺牲。”刻律德拉说。
她将证据封装好，交给陈先生指定的联络人。没有署名，只写“一个反法西斯者提供”。
几天后，消息传来：军统逮捕了汉奸黄浚。黄浚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级别很高。逮捕时，他嚣张地说：“我是汪**的人，你们敢抓我？”
但当军统出示证据——包括刻律德拉提供的照片和录音副本——黄浚脸色惨白，不再嚣张。报纸报道：“黄浚叛国案震惊南京，其出卖沉船计划及防御部署，导致我军初期作战被动。”
刻律德拉看到报道，松了一口气。但她也知道，黄浚只是众多汉奸中的一个。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在上海的部署处处被动，情报泄露是重要原因。
这天下午，刻律德拉在华界边缘看到了一幕让她心碎的场景。
轰炸刚刚结束，一栋三层民居被直接命中，半边楼体坍塌。废墟中传来微弱的哭声。刻律德拉和其他几个路人冲过去，在瓦砾堆里寻找声音来源。
“在这里！”一个中国工人喊道。
他们搬开破碎的木板和砖石，看到一个大约五岁的小男孩蜷缩在角落里。孩子满脸灰尘和血迹，但奇迹般地只受了轻伤。他抱着一个破碎的洋娃娃，哭声断断续续。
“妈妈……爸爸……”孩子喃喃道。
刻律德拉小心地抱起他，检查伤势。孩子的手臂有擦伤，额头在流血，但骨头没事。她用自己的手帕为他包扎。
“你爸爸妈妈呢？”她轻声问。
孩子指向废墟深处。刻律德拉的心沉了下去——那片区域已经完全坍塌，不可能有人生还。
一个中年妇女——可能是邻居——走过来：“他爸妈都在里面。早上我还看见他们，说要去租界避难，但没来得及……”
刻律德拉抱着孩子，感觉他小小的身体在颤抖。在西班牙，她见过无数伤亡，但每次面对孩子，那种坚硬的外壳还是会裂开。
她和其他人一起把孩子送到租界内的临时救护站。医生检查后说孩子身体无大碍，但需要心理疏导。“这种创伤可能会跟随他一辈子。”
那天晚上，刻律德拉回到公寓，关上门，第一次在战争中痛哭。她趴在床上，让压抑了数年的泪水涌出——为一战死去的战友，为西班牙倒下的同志，为今天废墟中的孩子，为所有战争中无辜的受害者。
她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坚强，但孩子的哭声击穿了所有防线。哭泣之后，她在日记里写道：
“今天我救了一个孩子，但失去了对自己情感的掌控。也许这不是软弱，而是重新确认自己还是人——还有心痛的能力，还有为他人流泪的能力。在战争中保持人性，比变得冷酷更需要勇气。”
一天上午，她再次遇到了那些在战事第一天见过的人。
卖花的小姑娘和她母亲提着篮子，试图进入租界避难，但租界入口拥挤不堪。
犹太老人拄着拐杖，背着简单的行李，眼神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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