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刻律德菈明白这个逻辑。世界是一盘大棋，东方和西方相互牵连。但她还是感到悲哀：人类的苦难，竟然成了别人喘息的机会。
“您觉得战争会持续多久？”
“看美国什么时候参战。”老人吐出一口烟，“美国现在孤立主义盛行，但罗斯福是明白人。等珍珠港挨了炸，美国就会醒过来。那时候，法西斯的日子就到头了。”
珍珠港？刻律德菈没听过这个地名。但她记住了这句话。
谈话结束时，老人说：“你要回重庆了吧？也好，把在延安看到的、听到的，告诉全世界。让那些以为中国要亡国的人看看，黄河边上的火种，是扑不灭的。”
八、回到雾都
九月中旬，刻律德菈离开延安，返回重庆。
临行前，光未然来送她。诗人已经康复，正在为《黄河大合唱》谱曲——作曲家冼星海接过了这个任务，据说创作激情迸发，六天六夜没合眼。
“谱子快写完了。”光未然说，“等演出的时候，你一定要来看。”
“一定。”刻律德菈与他拥抱，“保重身体，别再掉河里了。”
“不会了。”光未然笑，“黄河教会我太多，我要用一生来写它。”
小王和小李护送她到国统区边界。两个月的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情谊。小王送她一把匕首，是自己打的：“刻大姐，路上防身。”小李送她一颗子弹壳，磨成了哨子：“需要帮忙，就吹响它，山里人能听见。”
刻律德菈收下礼物，深深鞠躬。她没什么可送的，把随身带的钢笔给了小王，手表给了小李——在根据地，这些都是稀罕物。
“好好活着，多打鬼子。”她说。
“刻大姐也是，多写文章，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在抗战。”
分别时，三人都红了眼眶。战争中的情谊，格外珍贵。
回重庆的路比来时更艰难。日军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封锁，沿途多了许多检查站。刻律德菈的记者证起了作用，但盘查依然严格。有两次，她藏在衣服内衬的笔记本差点被发现，幸亏她装作咳嗽蒙混过关。
十月初，她终于回到重庆。雾都依旧笼罩在阴霾中，轰炸依旧频繁，但她的心境已经不同。
她在重庆郊区租了间房子，离市区稍远，但相对安全。房子带个小院，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垦土地，把从延安带回的种子种下：辣椒、西红柿、土豆。还养了几只鸡，每天能收几个蛋。
邻居们好奇这个外国女人为什么自己种地。刻律德菈解释：“在延安学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她恢复了记者生活，但报道的角度变了。以前她写重庆的轰炸、政府的宣言、国际的援助；现在她写延安的歌声、八路军的战术、老百姓的坚韧。她的文章在外国报刊上发表，标题醒目：
《地下的中国：游击队如何在敌后生存》 《黄土上的星火：一个意大利记者眼中的红色根据地》 《不只是战争：中国农民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些文章引起了不少关注，也招来了一些麻烦。中统的人找过她，委婉地提醒“注意报道口径”；军统的魏大铭也约她喝茶，旁敲侧击地问延安的情况。刻律德菈一律回答：“我只报道事实。”
深秋的一天，卖花女小梅和母亲王氏突然来访。她们不是两个人，还带着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男孩——是王氏的弟弟和外甥，从宜昌逃难来的。
“阿姨，我们没地方去了。”小梅怯生生地说，“舅舅在宜昌的店铺被炸了，只好来重庆投靠我们。可我们住的地方太小……”
刻律德菈看着这一家四口：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眼里满是惶恐。战争制造了太多这样的难民，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现在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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