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看不懂文字，但看得懂沙盘。他指着那些倒下的三色旗和米字旗：“大姐姐，法国人和英国人输了吗？”
“他们在撤退。”刻律德菈艰难地说，“但还没有输。”
5月26日，敦刻尔克大撤退开始。三十多万英法联军被围在敦刻尔克海滩，背对大海，三面受敌。英国动用所有能动的船只——军舰、商船、渔船、游艇——在九天九夜里撤出了三十三万人。这被称为“奇迹”，但刻律德菈知道：这意味着法国北部的沦陷已成定局。
6月5日，德军向法国腹地进攻。刚刚组建的“魏刚防线”在装甲集群的冲击下迅速崩溃。6月14日，巴黎沦陷。6月22日，法国在贡比涅森林签署投降书——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签字投降的同一节车厢里。
刻律德菈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院子里摘西红柿。收音机里传来贝当元帅颤抖的声音：“我呼吁法国人民停止战斗……”
西红柿从她手中滑落，摔在地上，鲜红的汁液溅开，像血。
狗娃跑过来：“大姐姐，你怎么了？”
刻律德菈没有说话。她走到沙盘前，把代表法国的小旗拔掉，换上黑色的十字。整个西欧，除了英国孤悬海外，全部被纳粹的铁蹄践踏。
她想起马德里的陷落，想起共和军的最后抵抗，想起那些高呼“No pasarán”（他们不会通过）的战友。现在，巴黎也沦陷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覆灭了。那个诞生了《人权宣言》、启蒙运动、雨果和巴尔扎克的国度，投降了。
“大姐姐？”狗娃拉拉她的衣角。
刻律德菈蹲下身，抱住这个中国孩子。她的眼泪终于流下来，不是为法国，不是为欧洲，而是为人类——为什么文明总是敌不过野蛮？为什么理性总是输给疯狂？为什么那么多人用生命捍卫的自由，如此轻易地丢失？
“没事。”她擦干眼泪，“我们继续种菜。”
是的，种菜。在重庆的这个小院里，种下西红柿、辣椒、土豆。在延安的窑洞前，种下小米、高粱、玉米。在山西的田野里，种下希望和抗争。
欧洲陷落了，但中国还在战斗。敦刻尔克之后是伦敦大轰炸，但英国没有投降。莫斯科还在坚持，列宁格勒还在坚守。
而在这里，在长江边，在黄河畔，在太行山上，人们还在歌唱：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刻律德菈站起身，看向北方。延安很远，但歌声很近。那是光未然和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已经传遍根据地，正在传向全中国。
她回到屋里，摊开稿纸，开始写新的文章。标题是：
《当巴黎沦陷时，中国还在战斗》
她写道：
“1940年6月，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投降。欧洲大陆最后一个民主大国倒下，纳粹的铁蹄踏遍了从波兰到大西洋的辽阔土地。
而在东方，在遥远的中国，战争进入第四年。
重庆还在轰炸，但防空洞里传出了读书声；延安还在封锁，但窑洞里亮着油灯；太行山还在燃烧，但地雷在公路下等待，步枪在青纱帐里瞄准。
我见过巴黎的沦陷——1931年，作为记者采访。那时她优雅、辉煌、充满艺术气息。今天，她屈辱地举起了白旗。
我也见过南京的炼狱、武汉的撤退、重庆的废墟。但中国没有投降，没有媾和，没有放弃。
为什么？
因为在黄土高原上，有湖南口音的老人在写《论持久战》；在黄河之滨，有诗人在吟唱《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里，有战士在用生命诠释‘人民战争’。
欧洲的战争是国家的战争、军队的战争。中国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民族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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