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的夏天来得又猛又急。刚进六月，广州城的石板路就被晒得冒了烟，珠江水面上的热气蒸腾上来，整座城市像个大蒸笼。何家老宅后院的桂花树倒是不怕热，叶子绿得发黑，树冠遮出大半亩荫凉。何成局每天午后都坐在树下，一把竹椅，一壶凉茶，一坐就是两三个时辰。何国怕他热着，特意从香港运了一台电风扇回来，摆在树底下对着吹。何成局看了一眼，说：“拿走。天人境要是怕热，我这身功夫就白练了。”

    何国只好把电风扇搬去了何芳的医馆。何芳倒是用得着——九十六岁的老太太耐不住暑气，这几天胃口也不好，何甘变着花样给她做消暑的药膳，荷叶粥、冬瓜盅、绿豆百合汤，一天三顿不重样。何芳每次吃完都说“别费事了”，但碗底总是刮得干干净净。何甘看在眼里，嘴上不说什么，第二天照样变着花样做。

    何成局这段时间很少出门，但外面的消息一件不落地传进他耳朵里。何念祖每隔三天从香港打一次电话过来，何国每天下午把当天的报纸放在他茶案上，何川从东北寄回来的信件塞满了书房抽屉。他不用看报纸，天人境的感知力覆盖整座广州城，街头巷尾的广播喇叭、工厂门口的大字报、码头工人喊的号子、学校操场上学生排练的锣鼓——所有这些声音织成一张巨大的信息网，他坐在桂花树下就能感知到这座城市的脉搏。而这一年，脉搏跳得格外快。

    五月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六月，钢铁指标翻了一番。七月，人民公社的第一个牌子在河南挂了出来。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钢产量要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消息传到广州那天，何成局在桂花树下坐了一整个下午没动。何国来送茶的时候，发现祖父面前的茶杯已经空了，但茶壶还是满的——祖父连给自己倒茶都忘了。

    “爷爷，”何国放下茶壶，试探着叫了一声，“您在想什么？”

    何成局从沉思中回过神，端起茶杯看了一眼，才发现是空的。他把杯子递给何国，何国会意，重新斟满。何成局喝了一口，才开口：“我在想光绪二十四年。那年我在广州知府的任上，朝廷搞维新，也是这么一股子劲头。废八股、办学堂、练新军，一百天里下的诏书比过去十年都多。我当时觉得大清朝有救了，后来你也知道——菜市口，人头落地。为什么？因为只有上面的劲头，没有下面的根基。诏书下得再多，落地的时候没人接，就是一纸空文。”

    何国认真听完，斟酌着问：“爷爷觉得，现在也悬？”

    “不一样。”何成局放下茶杯，目光望向远处的天际线，那里有几根新竖起来的烟囱正在冒烟，“光绪那会儿，朝廷里就几个书生在喊，喊完了没人干。现在不是——现在是老百姓自己在动。你听听。”他微微偏头，指向老宅外面的方向。

    何国凝神细听。远远地，从珠江边传来一阵阵夯土号子，那是工人们在挖新港区的淤泥；另一个方向，广播喇叭正在播送钢铁增产的动员令，播音员的声音慷慨激昂；更远处，大概是从城郊新成立的公社传来的，几百人的口号声隐隐约约，像是远方的雷声。何国听了一会儿，忽然明白了祖父的意思。这股劲头不是上面压下来的，是底下涌上来的。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它就是要来。

    何成局从竹椅上站起来，拂了拂衣摆：“给何川发个电报，让他从东北回来一趟。再通知何峰，武汉的事先交副手，回广州开个会。还有何山——你让他查一查，宝芝林最近有多少徒弟被抽去炼钢了。”

    何国一愣：“炼钢？”

    “你没注意看报？”何成局说，“各省各市都在建小高炉，广州也开始动员了。何家这股风躲不过，我也不打算躲。但不能瞎撞——得看看风往哪个方向吹，哪里是风口，哪里是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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