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的时候，那场始于三月、席卷南北的科举改制风波，并未随士子斗殴结案、恩科停考而平息，反倒在四月下旬彻底发酵、愈演愈烈，从市井士子的私下怨怼，升级为朝堂南臣的公然对抗，南北朝野矛盾被彻底摆上台面。
自乾圣五年科举新制落地，南方诸路限额大减、文风改制、重实学轻诗赋，彻底击碎了江南、两浙、福建百年以来独占科场、垄断朝堂的格局。
数十年来，南方文风鼎盛、士人辈出，两浙、福建、江南东西路士子，凭诗赋文采常年包揽金榜高第，入朝为官者数不胜数，渐渐形成根深蒂固的南方士林朝堂派系。
科举改制，看似是均衡南北人才、矫正百年积弊，实则直接斩断了南方士族世代传续的入仕捷径，动了江南士族、文人圈层的根子。
此前三月，南方士子街头斗殴、私下怒骂宰执，尚是底层书生的意气愤懑，时至四月，朝野议论沉淀，南北利益冲突彻底激化，一众南方出身的中低层朝臣、馆阁词臣、州县京官，再也无法隐忍。
这些官员，或是出身江南世家、世代以科举传家；或是十年寒窗凭诗赋登科，靠着南方文风优势跻身朝堂。
他们或是家族子弟、门生故吏尽数寄望于科场仕途。如今新制一出，南方子弟登科难度倍增、入仕名额锐减，等于断了家族后辈的晋升之路。
起初，南臣尚且隐忍，只在私下私议、暗自惋惜，不敢公然对抗国策、非议圣断。可随着时日推移，“朝廷抑南、宰执害士”的言论开始发酵。
江南各地书信源源不断送入汴京，地方士族怨声载道、纷纷托人传话，朝中南方官员的压力日积月累，终于彻底冲破底线。
四月下旬起，辞官之风骤然席卷朝堂。
最先请辞的，是数名馆阁清流、翰林院词臣。翰林院检讨、福建出身的新任御史陈瓘见官家对他的弹劾奏本留中不发，已读不回。
可能是受不了官家的冷暴力或者挡不住来自南方老乡的压力，他愤愤不平之下写了辞疏，递入中书门下。
奏疏里怨气凛然，“国朝百年取士，唯才是举、无分地域。江南文风冠绝天下，代出贤才、辅佐社稷，从未负国。”
“今新政偏颇，因地限才、以制抑士，弃百年文道、薄南国士林。臣本江南布衣，以文入仕，不忍见斯文道消、南国寒心，今请辞本官，归老山林，不求宦途，不逐时势！”
紧随其后，福建出身的起居舍人、江南西路的礼部员外郎、荆湖南路的中书舍人，前后共计一十二名南方籍朝臣，接连递上辞呈。
其中有馆阁词臣、有礼部属官、有台谏散官、有州县入京的资序官，人人理由相近，皆以“科制失衡、斯文受挫、心灰意冷、难任其职”为由，愤而挂冠，请辞归乡。
一时间，中书门下堆满南方官员的辞疏，政事堂之内，辞官案牍堆积如山。
这些人以辞官抗议的极端方式，公然对抗中枢科举新制，宣泄南方士林对曾布、对中枢、对朝廷南北制衡国策的极致不满。
辞官威胁嘛，大宋的老传统了。
福宁殿，赵昊看着通见司递上来的辞官奏本，丹凤眼眸里散着几分冷意，敢用辞官威胁朕？痴心妄想！
这些人里面没有宰执级别的大员，待制以上的文官以及御史是有，但都无伤大雅，稳住了他们上面的人，下面的人再蹦跶也就那么一回事。
大宋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做官的人，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做官的人还找不到？
赵昊把这些奏本丢到一旁，直接留中不发，要是一次上奏就准了，有点伤他们了，还是给他们留点面子。
饶是赵昊不在意，可朝堂之上，气氛再度紧绷起来，下了朝之后，大家不复往日的轻松，变得谨言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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