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年月，还有大概的住址，我帮你们查一下系统里的信息。”
凌峰和刘佳琪当时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他们报的自然是真实的姓名和出生年月——1935年出生的凌峰，1938年出生的刘佳琪。他们知道这个“年龄”报出去有多离谱，毕竟从外表看，他们一个四十出头，一个三十多岁，可按出生年月算，在这个“2025年”，都该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
果然，林薇在屏幕上输入信息后，眉头轻轻皱了起来：“系统里没有你们的身份信息记录……而且按照你们报的出生年月，这个年龄和外貌不太匹配，系统提示可能存在信息误差。”
凌峰的心沉了下去，正想着该怎么圆谎，刘佳琪却抢先开口，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慌乱：“警官，我们……我们可能是遇到意外了，好多事情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家大概在这附近，其他的……真的想不起来了。”她说着，眼圈微微泛红，倒不是完全装的——来到这个陌生的未来，那种无助和恐惧是真实存在的。
林薇看了看他们，又在屏幕上查了一会儿，最终叹了口气：“这样吧，你们这种情况，可以先办理一张临时身份证。需要采集一下生物信息，比如指纹、虹膜，这些是唯一的，就算没有记录也能建档。临时身份证有效期三个月，这段时间你们再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身份线索，三个月后再来换正式的。”
接下来的流程，对凌峰和刘佳琪来说，每一步都充满了新奇和冲击。采集指纹时，那个小小的扫描仪在指尖一放，屏幕上就立刻出现了清晰的指纹图案；采集虹膜时，一个温和的电子音提示他们“请注视前方红点三秒”，眼前闪过一道微弱的绿光，就完成了。这些在他们那个年代只存在于幻想中的技术，如今就这么真实地发生在眼前。
十五天的等待，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他们暂时借住在陈阿姨家空置的小房间里，每天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这个世界：墙壁上的全息电视能直接投射出立体影像，人们手里的“个人终端”（陈阿姨告诉他们这叫手机，却比他们见过的电话先进百倍）能隔空操作各种设备，连买根油条都不用付现金，对着机器晃一下终端就行……
他们像两个刚学步的孩子，努力模仿着这个时代的一切，生怕露出破绽。陈阿姨是个热心肠的人，虽然觉得这对夫妇“有点奇怪”，但看他们无依无靠，还是耐心地教他们用各种电器，给他们讲现在的生活。只是每当凌峰试探着问起“国家”“社会”之类的话题时，陈阿姨总说“现在国泰民安，日子好得很”，具体的细节却没多说，大概是觉得这些都是常识，没必要细讲。
直到今天，拿到这张临时身份证，看到那个鲜红的印章，凌峰心里那块悬了三个月的石头，才终于落下去一角，却又立刻被另一股更强烈的情绪填满。
“佳琪，你看这个印章。”凌峰把卡片递到妻子面前，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是我们的国家，还是我们的国家啊。”
刘佳琪早就看到了，她的眼眶比刚才更红了些，抬手轻轻抚摸着那个印章，指尖的温度仿佛能透过卡片，触碰到那红色背后沉甸甸的分量。她想起自己的堂兄刘国强，那个穿着警服、总是板着脸却心细如发的警察局局长。在他们原来的世界，刘国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咱们是中国人，走到哪儿都不能给国家丢脸”。
那时候她只当是句寻常的话，可此刻在这个跨越了九十年的时空里，再次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字，才忽然明白这句话里藏着的力量。
“是啊，”她吸了吸鼻子，声音带着点哽咽，“还是我们的国家。”
不管这里的科技多么发达，不管城市的面貌变得多么陌生，不管空中有多少飞船、海上有多少奇形怪状的军舰，这个国家的名字没变，这片土地上的根基，似乎也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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