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
楼明之沉默了一秒，然后重新发动车子。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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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人民医院在城西，是一栋老旧的七层楼房。九十年代建的，外墙的马赛克已经有些脱落，窗户的铝合金边框也锈迹斑斑。院子里停满了车，有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匆匆走过。
楼明之把车停在医院门口，两人撑伞下车。
急诊大厅里人很多，嘈杂得像菜市场。输液室门口排着长队，挂号窗口前挤满了人，一个老太太抱着哭闹的孩子，焦急地东张西望。消毒水的味道混杂着潮湿的空气，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谢依兰熟门熟路地穿过大厅，走向后面的行政楼。她小时候常来这里给父亲送饭，知道后勤部门在哪儿。
行政楼在老楼的后面，是一栋三层的小楼，比门诊楼安静得多。走廊里只有几个穿白大褂的人走过，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
谢依兰走到二楼，敲了敲挂着“档案室”牌子的门。
没人应。
她又敲了三下。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中年女人的脸。四十多岁，戴着眼镜，头发挽在脑后，看起来很严肃。
“找谁？”
“您好，”谢依兰说，“我想查一下二十年前的职工档案。”
女人上下打量了她一眼:“你是家属？”
“我父亲以前在这儿的保卫科工作。”
“叫什么名字？”
“谢国强。”
女人的表情微微变了一下。她盯着谢依兰看了几秒，然后说:“进来吧。”
门打开，谢依兰和楼明之走进去。
档案室不大，只有二十几平米，四面墙都是铁皮柜，柜子里塞满了牛皮纸档案袋。屋里只有一张办公桌，桌上放着一台老式电脑，屏幕还亮着。
女人走到一排铁皮柜前，熟练地拉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抽出一个档案袋，递给谢依兰。
“这是你父亲的档案。”
谢依兰接过，打开。档案袋里装着一份职工登记表、几张工作照、还有一些工资条和奖状。登记表上的照片，是她父亲年轻时的样子，穿着保安制服，站得笔直。
她翻到最后一页，看见一行手写的字:
“1998年4月15日，因个人原因辞职。”
1998年4月。江寒松受伤是3月，父亲辞职是4月。时间对得上。
“他为什么辞职？”谢依兰问。
女人看着她，眼神有些复杂。
“你不知道？”
谢依兰摇头。
女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父亲当年救了个人。那个人，不是普通人。”
楼明之心里一动:“你怎么知道？”
女人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她走到门口，把门关上，然后走回来，压低声音说:
“我是当年保卫科的干事。你父亲的事，我知道一些。”
谢依兰心跳加速:“能告诉我吗？”
女人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那是1998年3月，”她开始讲，“有一天晚上，你父亲值夜班。半夜两点多，有个人翻墙进了医院，浑身是血，晕倒在花园里。你父亲发现他，把他背到值班室，给他止血、包扎。”
她顿了顿，继续说:“那个人伤得很重，浑身都是刀伤，有几道深可见骨。你父亲想报警，但那个人不让。他说他是被人追杀的，报警的话，他必死无疑。”
“你父亲心软了。他偷偷把那个人藏在值班室里，每天给他送饭、换药。那个人在医院躲了半个月，伤好了之后，悄悄离开了。”
谢依兰听着，心跳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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