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大山冲上去了，他一个人按住了两个，后面的保卫干事赶到的时候，看见他们大队长把一个特务压在身下，另一个被拽住了腿，正在死命挣扎，就在这时候，那个被拽住的特务把燃烧瓶点着了。
钟大山没松手，从头到尾都没松手。
人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行了，厂领导、保卫处的领导和同事、街道办的人都来了，病房外面站满了人。
轧钢厂上报后，追认了烈士，报纸上登了，大会上也念了，说钟大山同志为保护国家财产和工厂安全英勇牺牲。
母亲就是听到消息后倒下的，原身的母亲身体本来就不好，一直有老毛病，平时靠吃药养着，干不了重活。
听到钟大山没了，当场就晕过去了，醒来以后，人就垮了，像一棵本来就生了虫的树，被大风拦腰吹断，再也立不起来了。
大夫说需要调养，需要吃药，需要时间。
可是哪有钱？
钟大山活着的时候，工资是家里唯一的收入，他的工资不算低，毕竟是科长级别的干部，但他有个习惯——每个月发了工资，先把大部分钱寄走。
寄给谁？
寄给他当年牺牲战友的家属，不是一个两个，是好几个，原身的记忆里，父亲每个月的工资，除了母亲的药费和生活费基本都寄了。
钟大山说过，那些人家的男人跟他一起上战场死了，留下老婆孩子，他活着回来了，就得管，这是一个当兵的人的良心。
父亲是条汉子。
可这汉子留下的，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家底，积蓄没有几个钱，翻遍了也就几十块。
后面的事情，原身的记忆开始变得模糊，断断续续的，像一段被撕掉了好几截的胶片。
只记得有个人一直在跑前跑后，九十五号大院中院的易中海，红星轧钢厂厂里的八级钳工，院子里的一大爷。
易中海一脸沉重地忙前忙后，帮办这个手续，帮跑那个证明，母亲躺在床上起不来，什么都得靠别人。
原身才十四五岁，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哭。
易中海来了，跟母亲说：“你放心养病，抚恤金的事我去跑，烈士家属该有的待遇，一样不会少，孩子小，我帮着办。”
母亲感激得直掉眼泪。
后来呢？
后来抚恤金的事就没人提了，母亲问过几次，易中海每次都说“还在办”“手续复杂”“厂里也在等上面批”。
再后来母亲病重了，躺在床上连话都说不利索，更没力气问了。
原身翻遍了家里每一个角落，一分钱都没有了。
他去找易中海，易中海脸上的表情原身记得清清楚楚——先是愣了一瞬，然后眉头皱起来，叹了口气，用一种大人哄孩子的语气说：“国胜啊，你现在小，这些事你不懂。钱呢，我都记着账呢，你妈看病吃药不要钱？你们家平时吃喝不要钱？这些钱一大爷都给你们垫着呢，等将来你长大了，一笔一笔都跟你说清楚。”
原身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
原身不是没想过去找厂里，找街道，找别的大人帮忙。
可院子里的人都说“一大爷那么好的人，不会贪你那点钱”，厂里说“易中海同志办事稳妥”，连街道办的人都说“你们一大爷是个热心肠”。
没人信一个半大小子的话。
母亲的病越拖越重，没钱买好药，只能捡最便宜的药对付着。
大夫开的方子，好多药去药铺问了价，又默默把方子折起来揣回兜里。
原身去药铺门口站过，看着里面那些瓶瓶罐罐，手里攥着兜里仅有的几毛钱，站了半天，又走回来了。
母亲死的那天是冬天，屋里没有生炉子，冷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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