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的盐铁渠道、范阳卢氏的书籍垄断、以及崔氏旧部在粮市和当铺行业中残存的人脉和财力。
最先跳出来的是太原王氏在邺城的最后一面旗帜——王氏绸缎庄。这家绸缎庄坐落在南市最繁华的十字街口，三开间的门面，门楣上挂着王氏阀门的玄色云纹招牌，在邺城经营了将近百年。
新商法颁布前，它的生意做得极广——从江南进货的上等丝绸在它这里批发给邺城所有的中等绸缎铺，它同时还兼营典当，月息八分，是邺城当铺行业息率最高的几家之一。
新商法一纸令下，典当月息不得超过二分，所有商铺必须使用官制度量衡，商路清查令直接断了它从江南进货时逃过官道关卡的老路——以前它的货队从洛阳到邺城，沿途四道阀门私设的关卡不仅不交税，反而能收到其他小商队的买路钱；如今私卡被铲除，官驿统一按货值百取三收税，它的成本便骤然上升。
它的东家是个六十来岁的胖大商人，姓王名崇，是太原王氏在邺城的远支旁系，在邺城商界混了几十年，黑白两道都吃得开。新法颁布后，周浚曾派人送去官文，知会他三日内将当铺息率降至二分以下。王崇当着官差的面笑眯眯地满口答应，转头第二天便在南市放出话来：王氏绸缎庄从即日起不再收购任何使用官斗官秤的商户的货物，也不再向任何响应新商法的商铺批发绸缎。
这话一放出来，邺城绸缎行的中小商户便陷入了两难。邺城绸缎行的货源大半被王氏掌控——从江南来的上等丝绸十有八九要经过王氏的批发渠道才能到达零售商手中。如果继续用旧斗旧秤，可以从王氏进货，但会被新法处罚；如果改用官斗官秤，王氏就不供货，货源一断生意便做不下去。
一时间，南市绸缎行的十几个中小商户全都按兵不动，既不敢公开响应新法，也不敢公然反对新法，只是把铺门照常开着，柜台上摆着几匹落满灰尘的旧布，掌柜们坐在柜台后面打盹，伙计们蹲在门口发呆。他们都在观望——观望朝廷到底有没有决心和力量把新法推行到底，观望那个从杂货铺里冒出来的财神代理人到底能不能斗得过盘踞了数百年的阀门网络。
绸缎行的僵局很快便向其他行业蔓延。粮市、布市、盐市、铁器市、陶瓷市，一个接一个地陷入了同样的停滞。中小商户们害怕阀门的报复——不是害怕被直接打上门来，而是害怕被切断货源、被排挤出行业商会、被孤立到无法生存。
这种恐惧不是空穴来风。
就在王氏绸缎庄放出话来的第三天，南市一个姓刘的年轻布商——他原本只是个从幽州逃难到邺城的流民，靠着在平安小押里当掉祖传的玉佩才凑够了第一笔本钱，在布市角落里租了半个摊位，专做低端粗布生意——因为主动到周浚的衙门里登记了官斗官秤，第二天便发现自己在布市的摊位被人泼了一桶泔水，摊位上摆着的粗布全部泡了汤。
没有人看到是谁泼的，附近的商贩都说没注意。刘布商报了官，衙门派了两个差役来看了看，问了几句话便走了，临走时撂下一句“没证据没法查”。刘布商在布市边上蹲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收起被泔水泡烂的粗布，推着独轮车回了家。
第二天他没有再出现在布市，他的摊位上只剩下半截被泔水浸透的粗布，孤零零地搭在木架上，在六月的日头下散发着刺鼻的馊味。
这件小事在南市商贩之间传得极快。不到一天功夫，几乎所有原本打算响应新法的小商户都打了退堂鼓。他们不是不相信陆悬鱼，也不是不信任新商法，而是怕——怕自己就是下一个刘布商。
陆悬鱼决定亲自上门拜访王崇。
六月初十的午后，他带着白清和两个亲兵，骑马来到南市十字街口的王氏绸缎庄门前。他没有穿官服，只穿了一身干净的青色长衫，腰间系着玄色腰带，和从前在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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