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的时候，划分成分。郑家因为田多地广，被划成了地主兼资本家，家产充公。那座气派的庄园成了重阳镇政府的驻地，无缺堂的金字招牌被摘下来，不知扔到了哪里。郑家的人虽然被打倒了，可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扎的根太深了，人丁依然兴旺，散居在镇上的各个角落，依然是重阳镇的主要居民。
贾家被划成了工商业者，不算敌人，也不算自己人，夹在中间，日子过得小心翼翼。贾家的人倒是想得开，祖上就是从货郎起家的，大不了再从头来过。
甄家被划成了中农。那块无字碑因为搞不清是什么性质，没人敢动，就那么原封不动地立在街口。有人提出要把它推倒，可每次提出来，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了了之。
话说这重阳镇，历经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公元一九八零年代的某个秋天，镇上的光景又变了一副模样。古驿道早已铺上了柏油，大榕树的残桩旁边又长出了新的枝桠，那棵白果树倒是愈发挺拔，像是镇子上最年长的老人，看着一代代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七杀碑还立在街口。碑上的裂纹像是老人脸上的皱纹，深一道浅一道，糯米浆粘合的痕迹清晰可见。那七个“杀”字，虽说被风雨磨去了几分锋芒，可远远望去，依然透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势。有外地来的游客见了，总要问一句：“这碑上写的是啥？”镇上的人就笑呵呵地答：“七个杀字。”游客再问：“啥意思？”镇上人就摇摇头，说：“谁知道呢，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看不懂就对了。”
无字碑也还立着。两块碑并排站在街口，一块刻满了字，一块一个字没有，像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兄弟——一个把什么话都挂在嘴上，一个把什么话都藏在心里。
郑家的庄园早就成了重阳镇政府的驻地。说来也巧，那庄园的大门正好对着街口的七杀碑，历任镇长每天上班下班，都要从那七个“杀”字底下走过。有人私下里说，这镇长不好当，哪个上任的时候不是雄心勃勃？可干着干着，不是被调走了，就是犯了错误，没有一个能干满两届的。也有人说，那是因为七杀碑的煞气太重，当官的压不住。
这话传到现任镇长贾为精的耳朵里，他只是微微一笑，夹着香烟的手轻轻一摆：“封建迷信。什么煞气不煞气的，我贾为精行得正坐得直，怕什么？”
贾为精是何许人也？他便是贾家在重阳镇的嫡系传人，贾算盘的曾孙子。遗传这东西真是奇妙，贾算盘精于算计的本事，隔了几代人，一滴不漏地传到了贾为精身上。只不过，贾算盘的算盘珠子拨的是生意经，贾为精的算盘珠子拨的是仕途路。
贾镇长今年四十出头，生得白白胖胖，一张圆脸上总是挂着三分笑意，见人先带笑，说话慢条斯理，活像一尊弥勒佛。他爱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左边口袋里插着一支英雄牌钢笔，右边口袋里装着一包红塔山香烟。那中山装虽然旧了，却总是熨得平平整整，扣子扣得一丝不苟，透着一股基层干部特有的朴素与体面。
他有一个习惯，跟人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轻轻拍着自己的胖脑袋瓜，好像那里面装着一个反应迟钝的算盘，得拍一拍才能拨动珠子似的。可千万别被这副模样给骗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贾镇长那个脑袋瓜，根本不需要拍，里面的算盘珠子拨得比谁都快。
贾为精的老婆——也就是我大舅妈——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可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她对大舅百依百顺，从不过问他在外面的事。镇上的人都说，贾镇长好福气，娶了个贤惠媳妇。也有人说，那是贾为精故意的，找个没文化的老婆，省得她碍手碍脚。
大舅妈对我这个外甥倒是真心实意地好。每次我去外婆家，她总要变着法子给我弄好吃的。糖油果子、糍粑、米花糖，什么好吃做什么。所以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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