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出去,在走廊上喊了一声“婆婆慢走”,可甄贤婆婆像是没有听到一般,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她的背影在午后的阳光里显得有些佝偻,可那步伐却很稳,每一步都踩在青石板上,踩得实实在在,像是在用脚步丈量着什么。
郭鑫这次到基层锻炼,身上可是带着明确的领导交办的政治任务。上级领导对他寄予了厚望,希望他能在基层干出一番成绩来,为将来的升迁打下坚实的基础。来之前,组织部的人找他谈话,说得明明白白:“小郭啊,你在规划局干了五年,理论水平是有的,就是缺基层经验。这次下去,最多给你三五年时间,争取干出好成绩,并且要赢得地方上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到时候回来,组织上就可以考虑你的进步问题了。”组织部的人说话向来留三分,可郭鑫听懂了那没说出口的三分——干好了,副处;干不好,继续在乡镇待着。
时间紧迫,任务明确。郭鑫深知,要想在基层干出一番成绩来,就必须要有所作为。发展是第一要务,也是硬道理。只要在挂职锻炼期间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回去就会升迁。为了出政绩,他顾不了那么多。在政绩面前,什么都得让道——包括一块无字的石碑,包括一个老太太的眼泪。他在规划局待了五年,见过太多因为“个别群众不理解”而搁浅的项目,也见过太多因为“做通了思想工作”而顺利推进的工程。他知道,这种事拖不得——越拖越复杂。
于是乎,他不顾甄贤婆婆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召开了政府工作会议,指示修建新街的工程按照规划进行。会议室里,他把规划图摊在桌上,用手指着那条红线穿过的地方,说:“规划不能因为个别人的意见就随意更改。这座碑我们会妥善安置,但工程不能停。施工单位明天进场,先把周边清理出来。”他的决定,无疑是在甄贤婆婆的心上狠狠地刺了一刀。
消息传开后,整个重阳镇都沸腾了。茶馆里的白胡子老头们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顿,茶水溅出来,说这新镇长也太不讲人情了,甄贤婆婆等了五十多年,等的就是那块碑,你说拆就拆?也有人替郭镇长说话,说发展是大事,不能因为一块碑就耽误了全镇的前途。两派人在茶馆里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刘老倔蹲在榕树下抽旱烟,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他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沉默的话:“你们说,要是甄贤老将军真的回来了,看见碑没了,他怎么想?”
甄贤婆婆得知这个消息后,气得卧床不起。她躺在床上,双眼紧闭,脸色苍白,口中不停地念叨着:“这座纪念碑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精神支柱。你们怎么能就这样把它拆了呢?他还没回来……他还没回来啊。”月生伯伯端着药碗站在床边,碗里的中药汤子已经不冒热气了,可甄贤婆婆还是不肯喝。她把脸转向墙壁,说了句:“别劝了,我不喝。”
月生伯伯在床边站了很久。他把药碗放在桌上,搬了把椅子坐下来。他看着老娘花白的头发和瘦削的背影,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在翻涌。他想起小时候,老娘每天晚上站在街口望着驿道东边的方向,他就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的背影在月光下越来越瘦,越来越弯,弯成了一张弓,像是要把自己射向远方。他想起那封从台湾来的信到了之后,老娘把信攥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信纸都被她的手指头磨起了一层细绒。他想起郑光才回来那天,老娘站在人群后面,手里攥着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布手帕,一句话也没说,可那双眼睛里,有羡慕,有期盼,还有一种他从来不敢细想的东西。如今有人要拆那块碑,那块她站了五十多年、守了五十多年的碑——他咽不下这口气,可他也知道,跟政府对着干,吃亏的总是老百姓。
月生伯伯和伯母见状,心中十分着急。他们知道,甄贤婆婆的身体一向硬朗,这次却因为生气而病倒了,可见这件事对她打击有多大。为了让她老人家能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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