棚。刘老伯还蹲在麻袋上抽烟，见他回来，脸上的褶子皱得更深了。他看了看张振勋手里攥着的银元，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了一句：“你晓得那船上是什么日子？“
张振勋蹲下来，开始收拾自己的包裹。他把五块鹰洋用布包好，塞进包裹的最里层，和那三块银元放在一起。
“晓得，“他说，“可我更晓得，家里没米下锅是什么日子。“
刘老伯看了他很久，叹了口气，从烟荷包里掏出最后一点烟丝，卷了根烟，递给张振勋。
“抽一根吧，后生。“
张振勋接过烟，学着刘老伯的样子，划了根火折子点上。辛辣的烟雾钻进肺里，呛得他咳了两声。他咳完了，又抽了一口，这次没有咳。
码头上的风从海面上吹过来，带着咸腥的、湿漉漉的气息。太阳正在落下去，把整片海烧成了金红色。张振勋坐在货棚门口，抽着烟，看着那片金红色的海。
他知道，再过两天，他就要走进那片金红色里去了。
两天后，张振勋又站在了码头东边的那排栅栏前面。
他手里攥着一个小布包，里头是那八块银元——三块借来的，五块卖身的。他把包裹挎在肩上，里头还是那几样东西：一件靛蓝褂子，一双新布鞋，还有那枚雍正通宝，贴着心脏的位置，温温的。
栅栏的门开了。中间人朝他招手：“后生，进来！上船了！“
张振勋迈步走了进去。
栅栏里面，和他一起上船的有二三十个人。有老有少，有闽南的，有潮汕的，也有几个跟他一样讲客家话的。他们蹲在地上，沉默着，谁也不看谁，谁也不说话。有人低着头抠手指甲，有人呆呆地望着天，有人抱着膝盖，把脸埋进臂弯里。
张振勋在他们中间找了个角落蹲下来。他旁边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颧骨很高，瘦得腮帮子都塌下去了，两只眼睛凹在眼窝里，却没有光。那男人忽然转过头来，看了张振勋一眼，哑着嗓子问了一句：“你多大？“
“十六。“
“十六。“那男人重复了一遍，嘴角动了动，不知道是笑还是哭，“我儿子也十六。去年签了契，走了。到现在，没信。“
张振勋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他低下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新布鞋——陈珏给他塞进包裹里的，他一直舍不得穿，今天才换上。鞋底是母亲纳的千层底，踩在码头的石板上，软和得很。
栅栏外面忽然传来一阵骚动。一个女人挤到了栅栏边上，双手攥着铁栏杆，朝里头喊：“阿明！阿明！你在不在里头！“
喊了几声，人群中一个年轻人抬起头来。那女人看见了，眼泪哗地就下来了：“阿明！你咋这么傻！你走了娘咋办！你快回来！你跟他说你不签了！你把钱还给他！“
那叫阿明的年轻人没有动。他低着头，把脸别了过去。
栅栏外面的女人哭得撕心裂肺，两个汉子把她架走了。她的哭声渐渐远了，被码头的嘈杂声淹没。栅栏里面一片死寂，没有人说话。
张振勋把怀里的布包掏出来，打开，数了数那八块银元。他把三块借来的银元单独包好，准备让刘老伯帮忙送回大埔去。剩下五块，他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
太阳升高了一些。码头上有人喊：“上船了——！“
栅栏的门被打开了。中间人挥着手赶他们：“走！走！上船！“
人群慢慢站起来，一个一个地往外走。张振勋站起来，走到栅栏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停住了。他从怀里摸出那包五块银元，塞回到管事的男人手里。
“大哥，“他说，“我不上船了！“
那男人愣住了，低头看了看手里沉甸甸的银元包，一脸惊愕，半天说不出话。
张振勋没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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