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多久，年轻人抬起头来，用袖子胡乱地抹了一把脸。他的眼睛更红了，可里面的那股凶劲儿散了，剩下的只是一种深深的、让人不忍多看的东西。
“对不起，“他哑着嗓子说，“我失态了。酒钱我照付。“
张振勋摆了摆手：“碎了的杯子不要钱。这瓶酒算我请客。“
年轻人愣了一下，摇了摇头：“不行，我——“
“你叫什么名字？“张振勋打断了他。
“……范·德·赫斯特。亨利·范·德·赫斯特。“
“好，亨利。“张振勋给自己也倒了一杯大曲，端起来朝他举了举，“我叫张振勋。这杯是我敬你的。一个人离家在外，不容易。“
他仰头把那一杯六十五度的白酒喝了下去。一股热辣辣的劲儿从喉咙烧到胃里，像吞了一团火。他抿了一下嘴，把杯子放下，看着亨利。
亨利也看着他。那双蓝眼睛里慢慢地有了一些变化，像冬天结了冰的河面底下，忽然有一道细细的暖流涌上来，把冰面底下的黑暗悄悄地化开了一点。
他端起自己面前的酒杯，也仰头喝干了。这一次他没有呛着。
那天晚上，张振勋听亨利说了一整夜的话。
亨利是荷兰人，出身于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是个小地主，母亲早逝，他十六岁就进了军校。在荷兰本土熬了几年，被派到东印度群岛来服役，说是升迁的机会多。可到了巴达维亚才发现，这里的军官全是靠关系上位的，他一个没背景的穷小子，被派去做最苦的差事——整日在码头上监视货船的进出，日晒雨淋，还要写无穷无尽的报告。
“我在荷兰的时候，以为到了南洋就能做一番事业，“亨利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说话已经有些语无伦次，“可这里跟我想的不一样。到处都是官僚、腐败、派系，我一个新人，谁都看不起我。每天在码头上数货箱，回来写报告，写完了交给上司，他看都不看就扔进抽屉里。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意思？“
张振勋听着，没有打断他。等他说完了，往他的杯子里又添了一点酒，然后开口说：“亨利，你今年多大？“
“二十二。“
“我刚来这里，才十七岁。“张振勋说，“被关在橡胶园里割橡胶，后来在码头上扛包。一袋咖啡豆一百斤，我一天扛五十袋。肩膀磨出血了，第二天接着扛。那时候我也想过——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亨利抬起头来看着他。
“后来我遇到一个人，“张振勋接着说，“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记到今天。他说：'日子是熬出来的。你别管它现在怎么样，你只管往前走，把每一步都踩实了。等有一天你回过头来看，那些你以为过不去的坎，都在你脚底下了。'“
亨利沉默了。他看着面前这个比他矮了半个头的中国人，这个穿着粗布长衫、说着一口磕巴官话的华人酒商，忽然觉得自己之前那些牢骚有些可笑。他拿起酒杯喝了一口，这一次喝得很慢。
“张，“他说，“你是个怪人。你明明可以不管我的。“
张振勋笑了笑：“我也遇到过有人不管我的时候。那滋味不好受。“他站起来，拍了拍亨利的肩膀，“明天要是没事，你下了差还可以来。我这儿有汾酒、绍兴酒，比大曲温和，你可以慢慢喝。“
亨利也站了起来。他整了整军装的领子，把扣子扣好，朝张振勋伸出手来：“我明天会来的。不是来喝酒——是来喝你请的茶。“
张振勋握住他的手。那只手很大，骨骼粗壮，掌心里有跟码头苦力一样厚的老茧。
两个来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在巴达维亚的一间小酒庄里，握了握手。窗外的雨已经停了，月光从云缝里漏下来，把街面的积水照得一片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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