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左边是衣服旁，右边是“谷“——有衣穿、有粮吃，人才能昌裕。他张振勋从大埔的山沟里出来，见过了太多没衣穿、没粮吃的人。他做米粮、做垦殖、做贸易，归根结底都是在做一件事——让“谷“多起来，让“衣“多起来，让那些赤着脚饿着肚子的人，至少能有一口饭吃、有一件衣穿。
他把这个念头藏在心里，没有跟任何人说。可每次看到“裕和“两个字挂在门楣上，他就觉得沉甸甸的，像扛着一袋粮食走在山路上，累，却踏实。
垦殖公司步上正轨之后，张振勋决定回家。
这个念头在心里藏了很久了。从咸丰八年离家，到如今同治十一年，整整十四年。这些年，张振勋和家里保持着书信联系，也汇了不少钱财回去。父母已年纪老迈，弟妹也长大成人，原配妻子陈珏，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不敢想象她在这些年的变化。
如今，张振勋有了自己的地、自己的产业，他觉得自己可以回去了。至少，可以回家里看一看。
是日，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明归期，并附银元五十，托汕头到潮州的船帮捎过去。数日后，便收拾行李启程。
他带了两大箱东西。一箱是洋布——荷兰产的细棉布，花色鲜亮，比家乡的土布好得多。他让惠兰惠莲帮着挑的，一匹一匹地叠好，给母亲、给陈珏、给妹妹和弟媳妇们各挑了几匹。另一箱是西药——奎宁、金鸡纳霜、止痛片、还有几种治疟疾的成药。巴达维亚的洋人药房里什么都有，他把常见的药都买了一些，用油纸包好，塞得满满当当。此外还有几块怀表、一盏煤油灯、几把钢剪刀——都是南洋的稀罕物，回去送给乡亲们。
临行前的晚上，惠兰和惠莲帮他收拾行装。惠兰默默地把一件新做的棉袄塞进箱子里，说：“南洋热，家里那边冷，你路上穿。“惠莲在旁边转来转去的，一会儿往他包里塞一包糖，一会儿又塞一包肉干，嘴里不停地说：“这个给阿妈，这个给姐姐……“张振勋由着她们忙活，坐在床沿上看着，心里又暖又酸。
船从巴达维亚出发，在海上走了将近一个月。途经新加坡、西贡、汕头，一路换船、转驳，等他在潮州的码头踏上岸的时候，已经是十一月了。
从潮州到大埔，还有好几天的山路。张振勋雇了一辆牛车，把两只大箱子码在车上，自己坐在箱子上头，一路颠簸着往山里走。路越来越窄，山越来越高，两旁的房屋从砖瓦变成了土坯，口音从潮州话变成了客家话。
他坐在牛车上，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山峦在暮色中缓缓地后移，胸口像堵了一块什么东西。
离家十四年后，他终于回来了。
牛车到车轮坪村的时候，是傍晚。
天色正在暗下去，山间的雾气开始升起来，一缕一缕的，缠在村口的树梢上。张振勋远远地就看见了那棵老榕树——跟他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枝丫舒展，根须垂地，像一把撑开了十四年的巨伞，从来没有收拢过。
村口站着几个人影。隔着暮色和雾气，他看不清那些人的面目，可他一眼就认出那个站在最前面的身影。那个身影瘦了一些，可腰板还是直的，头发在脑后挽了一个髻，穿着一件半旧的蓝布衫，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就那么站着。
牛车到了村口，停住了。张振勋从车上一跃而下，站在泥地上，站在那个身影面前。
陈珏抬着头看着他。她老了一些。眼角有了细细的纹路，颧骨比从前高了，嘴唇的颜色淡了，可那双眼睛还跟他走的时候一样，黑黑的，亮亮的，像两口深井，井底沉着些他看不清的东西。她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嘴角弯了一下。
“回来了？“她说。
声音不大，平平淡淡的，好像在问一个赶集回来的人“买到东西了没有“。张振勋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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