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中消失的紫花，嘴唇翕动着，却发不出声。

    火越烧越大，热浪扑面而来，灼烤着他的脸和头发。黄阿福带着两个伙计从后面冲上来，一把抱住他的腰，把他往后拖。他挣扎了两下——他力气大，两个人都快拉不住他——黄可阿福死也不松手，其他伙记出立刻冲了过来，有人勒着他的腰往后拖，有人拉手、有人拖脚，硬是把他拉跌坐在地上。火势一发不可收，众人连滚带爬地退出了火场。

    “掌柜的！你是不是疯了！“黄阿福喘着粗气，两只手还在抖，“你会把自己烧死的！“

    张振勋坐在地上，脸被烟熏得乌黑，头发梢被燎焦了几缕。他望着那片正在熊熊燃烧的罂粟田，火光照在他的眼睛里，红彤彤的，像两团永不熄灭的碳。

    他忽然把脸埋进了掌心里。

    没有哭出声来。他只是坐在那里，把脸埋在掌心里，肩膀一抽一抽的，像一条被海浪冲上了岸的鱼。阿福和两个伙计围着他蹲着，谁也不敢说话。远处烟馆的老板跳着脚喊“救火“、骂“哪个天杀的“，声音在风里断断续续的。

    后来那片罂粟田烧了将近一半才被扑灭。烟馆老板报了官，可荷兰殖民政府派来的人一看——烧的是赫尔德家族名下的烟田——又听说是张振勋干的，查了 几天，最后不了了之。

    这件事在华人圈子里传了很久，众说纷纭。有人说张振勋是疯了，有人说他是做给人看的，有人替他惋惜：一把火烧掉的，那可是成千上万两银子的买卖啊。

    张振勋一句话也没有解释过。

    火烧烟田之后的日子里，张振勋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

    他把所有涉及鸦片贸易的账目单独锁进了一只铁皮箱——跟那本“特殊账户“一起——然后把自己关在裕和行二楼的房间里整整三天。三天之后他出来，瘦了一圈，眼窝深陷，可眼神出奇地清明。他把所有合伙人、管事的、账房先生叫到一起，宣布了一件事：

    从今天开始，裕和行名下的所有产业，涉及到鸦片种植的，全部转给荷兰人经营，裕和行只做运输和仓储的中介。利润不上不下，够维持，但不赚大钱。他说：“我不赚那个钱。“

    有人问：“那咱们以后的利润从哪来？“

    张振勋拿出一张早就画好的地图——上面标注着他这些年陆陆续续买下来、还没有大规模开发的几十块地。

    “从这来。“他说，手指在那些地块上一一划过，“从地里来。种橡胶、种咖啡、种茶、种椰子、种甘蔗、种胡椒。南洋的土地不会骗人，你把种子埋进去，好好待它，它就长出东西来回报你。鸦片也是一颗种子，可它长出来的东西——“他顿了顿，“它长出来的东西，会把种它的人一起吞下去。“

    没有人再问了。

    1878年，张振勋的垦殖帝国初见规模。

    他在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来亚总共拥有超过二十个种植园和矿场，面积加起来比整个新加坡还大。他的橡胶园总产量占了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两成，咖啡园的产量占了将近一成。他在巴达维亚、泗水、巨港、槟城、新加坡都设有分行，他创办的日里银行在马来亚华人商界信用卓著，发行的钞票在新加坡和槟城的华人商圈里通用。

    他雇的工人总数已经超过五千人——华工、土著、马来人、印度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自由劳工“。他在种植园里建了学校、诊所和简易的佛堂，每年过年还给工人们发双薪和年货。他的种植园从外面看跟别的荷兰人庄园差不多——一排一排的树、一片一片的田——可走进去就知道不一样。工人们的脸上有笑，孩子们在院子里追逐打闹，傍晚收工的时候，炊烟从每一个工棚里升起来，在空中交汇成一大片灰白的云。

    有一次，一个从怡保来的英国商人参观了他的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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