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新加坡的那天傍晚，张振勋独自站在船尾，望着新加坡港口的灯火一点点地远离。

    他的船是一艘三桅帆船，挂着裕和行的旗帜，船舱里装满了从新加坡采购的货物。船尾的海风很大，把他绸衫的下摆吹得猎猎作响。他就那么站着，一只手扶着船舷，另一只手里攥着那幅卷好的字轴。

    “器识恢宏。“他在风里低声念了一遍。

    远处新加坡的灯火越来越小了，变成了一串细碎的萤火，浮在墨蓝色的海面上。海天相接的地方还有最后一线暗红色的余晖，像一扇正在缓缓合拢的门。

    他想起左秉隆说的那番话。“回国办洋务、兴实业。“——这六个字像六颗石子投进他心里那口二十多年的深井里，溅起了水花，却没有沉到底。他在南洋扎了二十多年的根，那些根已经长得太深、太密了，要拔起来谈何容易？

    可他心里清楚，那些根扎得再深，也是扎在别人家的土里。荷兰人今天让他在巴达维亚做生意，明天也可以让他做不成。他买了那么多地、种了那么多树、 雇了那么多人，可他终究是个“侨民“，在一个不是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

    “回去……“他对着海风说了一声，声音被风吹散了，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他转身走回船舱，把那幅字轴放在枕边，然后躺了下来。船身随着海浪轻轻地摇晃着，像一只巨大的摇篮。他闭上眼，眼前浮现出很多画面——车轮坪村的土坯房，陈珏在灶间里温娘酒的样子，巴达维亚码头上拥挤的人潮，橡胶园里那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树叶。

    差不多二十五年了。他走了二十多年，从黄泥路走到了海路，从放牛娃走到了南洋巨商。可他始终记得离开车轮坪村那天早上父亲说的话：“沿着这条路一直走，走到没有路的地方，坐船，就到了。“

    他坐船到了南洋。现在有人告诉他，船可以再坐回去。

    船尾的海浪声哗哗地响着，像在唱一首没有歌词的歌。张振勋在船身的摇晃中慢慢地沉入了睡眠。他的右手还搭在枕边那幅字轴上，指节微微曲着，像攥住了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船向西南方驶去，朝着巴达维亚的方向。新加坡的灯火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四周只剩下一片无边的、涌动着星光的大海。

    而在他的梦里，有一扇正在缓缓打开的门。门后面是光，是很亮很亮的光，让他眯起了眼睛。他朝那扇门走了几步，可门槛太高了，他跨不过去。他正在犹豫要不要退回去，门里忽然伸出一只手来——那只手瘦瘦的，指节粗大，掌心里有厚厚的茧。那是一只种田的手，也是一只写字的手。

    “爹——“他在梦里喊了一声。

    那只手没有收回去，就那么伸着，等着他。

    他朝那只手走了一步。门槛矮了一些，他迈了过去。

    梦到这里就醒了。张振勋睁开眼，船窗外已经有了一丝蒙蒙亮的天光。他把枕边那幅字轴拿起来，拆开封绳，展开来看了一眼——“器识恢宏“四个字在晨光中清晰而有力，墨迹沉沉地印在宣纸上，像四个人站成了一排，正等着他喊口令。

    他把字轴重新卷好，放进行李箱的最深处。

    “快了。“他自言自语地说。他走到船舷边，朝巴达维亚的方向望去。海平线上已经泛起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太阳就要升起来了。

    船帆在海风中鼓起来，满满地兜住了晨光。满船的人都还在睡梦里，只有他一个人站在甲板上，望着那片正在亮起来的天际线。他站了很久，像一个正在做决定的人，站在门槛上面，一只脚已经迈了出去，另一只脚还踩在门槛里头。

    那天的太阳升起之后，张振勋转身回了船舱，把那一页记事本上撕下来的纸条重新翻了出来，看了一遍，又折好放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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