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八年春，公元1892年，张振勋五十一岁。

    烟台的荒地已经买下来了，葡萄苗也种下去了。可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办一家公司，需要朝廷的批文。没有批文，地是地，苗是苗，可那瓶酒就永远只是一瓶不能合法上市的酒。

    张振勋在烟台安顿好苗圃之后，乘轮船横渡渤海湾到了天津。他要去见一个人——盛宣怀。

    盛宣怀时任津海关道，是李鸿章最信任的洋务干将之一。这个人办事精细，脑子转得快，而且胆子大——凡是李鸿章想办又怕办砸的事，都是盛宣怀先冲上去探路。张振勋在南洋的时候就听说过他的名字，知道他经办了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开平矿务局，是个“能办大事“的人。

    张振勋在天津等了七天。

    七天里他换了三家客栈，从闹市的平安客栈换到海河边上的荣华旅店，最后住进了英租界一间不起眼的二层小楼——那是张煜南替他安排的落脚处，说是“离盛大人府上近，走路一盏茶的工夫“。

    可一盏茶走了七天。

    老汤每天清晨出去打探消息，傍晚回来时脸上的表情从期待变成焦虑，从焦虑变成麻木。“掌柜的，盛大人今日又不在府上。门房说去衙门了，回话是'改日再来'。“他搓着手，声音压得极低，仿佛那四个字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张振勋坐在窗前，手里翻着那本已经被翻得卷了边的《葡萄酒酿造备要》，没有抬头。他的手指顺着书页上的一行字慢慢划过去，那行字是他在托斯卡纳时记下的：“新橡木桶的香气会在头六个月最为浓烈，此后渐次减弱；故而入桶陈酿的时机选择，取决于酿酒师想赋予酒体何种层次的表达。“他看了三遍，目光是落在纸面上的，可心里算的是另一笔账——他在天津一天的开销、码头仓库的租金、等着他从南洋调过来的那批发酵罐的海运费等。每一笔都在嘀嗒嘀嗒地走，像那间候客厅里的落地钟。

    第七天傍晚，他合上书，对老汤说：“明天我自己去。“

    “掌柜的，门房都认得我们了，每次都说'改日'——“

    “我说我自己去，不是去门房。我写封信，你送去盛府。信到了，门房会递进去的。“

    他起身到桌前，研墨，铺纸，提笔顿了一顿。窗外是天津的暮色，灰蒙蒙的天底下，租界的洋楼剪影和市井的炊烟混在一处，谁也分不清谁。他低头写了很短的一段话：

    “盛大人阁下：

    草民张振勋，自南洋归国，欲于烟台创办葡萄酿酒公司。此事于国计民生或有微补，然凡事须经衙门允准方可施行。草民抵津七日，候于府外，未得一见。今以寸纸陈情，望大人拨冗一晤，面呈详案。若大人以为此事不可为，草民亦不纠缠，当即日南返，绝无怨言。

    ——张振勋 谨上“

    他把墨吹干，折好，封上，递给老汤。“明天一早送去。门房要问，就说这封信事关实业，烦请盛大人亲阅。“

    老汤接过信，揣进怀里，欲言又止地站了一会儿。“掌柜的，万一——“

    “没有万一。“张振勋把笔搁下，擦了擦手，重新拿起那本书翻开，“该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看人家的了。“

    第二天傍晚，老汤回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让张振勋放下了书。

    “掌柜的，盛府来人了。说明天下午申时，盛大人在府上等您。“

    张振勋点了点头，面上没什么表情，可手里那本书的书脊被他捏得微微变形。他把书放下，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海河在暮色里泛着暗淡的光，两岸的灯火正在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他站了一会儿，长长地呼出一口气，那口气在微凉的空气里凝成一团白雾，然后又散了。

    “备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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