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到汕头，再到上海，再从上海转船到烟台。下船的时候人人都是一脸倦色，可看见张振勋亲自在码头上等他们，领头的老石匠——张振勋喊他“阿丙叔“，六十多了，花白胡子，背微微佝偻着——走过来拍了一下张振勋的肩膀，用客家话骂了一句：“振勋啊振勋，你这小子，把我们折腾到这犄角旮旯来，做甚子名堂？“

    张振勋笑了，用客家话回他：“阿丙叔，我要在这地底下挖一座大窖，藏酒的。拱顶的，石头垒的，七米深，还要恒温的。你们在老家怎么垒土楼，就在这儿怎么垒。钱不是问题，活儿要精细。“

    阿丙叔眯着眼看了看远处那片荒坡，又看了看张振勋。“七米深的窖？你当是挖坟呢？“

    “比坟结实。“张振勋说，“这窖要顶三百年。“

    阿丙叔把随身的工具袋往肩上掂了掂，又把身旁一个看上去还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推到张振勋面前，说“这是张成卿，我的儿子，这活，你说了算！”

    1894年，春末。

    春末的早晨，阳光透过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所题的“张裕酿酒公司”牌匾照进了东山坡上，那里站了五六十个人——三十二个客家石匠，十来个从南洋带来的老伙计，朱月芝，大儿子张应郎，二儿子张彬郎，黄阿福、老汤、园艺师施密特，还有几个从周围村子里凑来的杂工，犹犹豫豫地站在人群外面，手里攥着铁锹，不知道该往哪里挖。

    张振勋站在人群正中，面前是一块用石灰画好的长方形地界，长宽各三丈，那是酒窖入口的位置，他要造的不是一个普通的酒窖。他在欧洲看到的那些酒窖大都建在地下，深三五米，拱顶石砌，常年恒温恒湿，冬暖夏凉，是葡萄酒陈年的最佳场所。烟台的气候春秋温和，但夏天有湿热、冬天有干冷，地上温度起伏太大，葡萄酒要想陈出好味道，必须有一个稳定而深幽的地下空间。所以整个酒窖的位置靠近海边，深处低于海平面，光设计就用了大半年时间。

    酒窖地上入口位置的四角插了四面小旗，红旗、黄旗、蓝旗、白旗，是他从巴达维亚带回来的，插在南洋的码头上是给船指路的，插在烟台的山坡上，是给土地看的。

    他举起镐头，高高地抡过头顶，然后用力砸下去。镐头扎进土里，发出一声沉钝的闷响。土是砂质的，不算硬，可底下有碎石，镐头碰上去擦出一串火星。他拔出来，又砸了第二下，第三下。三下之后他把镐头递给旁边的阿丙叔，拍了拍手上的土，朝众人说了一句：

    “开工。“

    那一天，坡上响起了铁镐敲击石头的声音、铁锹铲土的声响、号子声、吆喝声，混在一起，从清晨一直响到日头落山。收工的时候，地上已经挖出了一个半人深的方形基坑，坑底堆着挖出来的碎石和草根，坑边的土垒了两尺高的堆。张振勋蹲在坑沿上往下看，夕阳正好沉到坑口的位置，把坑底的碎石照得血红。

    他看了很久。这片地，从他第一次站在码头上望见它，到今天第一镐头落下去，中间隔了将近两年。那些在欧洲翻过的书、在北风里蹲过的葡萄园、在法国领事馆咽下的那口气、在天津候客厅里冷掉的茶——如今都落进这方浅浅的土坑里了，变成镐头带出的碎石和泥土，实实在在的，不虚不浮的。

    “掌柜的，“老汤从坑边探头下来，“该回去了。天快黑了。“

    张振勋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你先回。我再站一会儿。“

    老汤走了。坡上安静下来，只剩晚风、虫鸣和他自己的呼吸声。他站在坑边上，看着脚下的泥土，忽然觉得这片地像个正在被翻开的账本，每一页都是空白的，等着他往上面写字。那字会是葡萄藤的样子、酒窖的样子、酒瓶上标签的样子——可他此刻还看不见那些字的全貌，只看见第一笔已经划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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