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夏，烟台。

    消息从天津发来的，先是电报，盛宣怀亲笔。寥寥数行，说义和团在直隶、山东、山西起事，烧教堂、杀教民、拆铁路，局势失控；朝廷举棋不定，有大臣主张“扶拳灭洋“，洋人列强已调集军舰集结大沽口。盛宣怀在电报末尾写了一句：“形势危殆，兄在烟台须早作打算，切切。“

    紧接着是来自各地的信，一封接一封地涌进烟台——张裕在上海和天津的代理行都寄来了急信。天津租界已进入戒严状态，店铺关门、港口停运，货物无法出入。上海虽然暂时安稳，但往北的航线已经基本中断。

    张裕使用的酒瓶是深绿色玻璃的，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这种瓶子，全部要从欧洲进口，经上海转运。可北方的水路不通了，船进不来，码头上积压着大大小小的集装箱，没有装卸工、没有卡车、没有人管。

    没有瓶子，酿出来的酒装不了。没有木塞，装了瓶也封不了口。没有橡木桶，新酒没法陈放。三样东西全卡住了。

    局势发展比张振勋预想的更严重。六月，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七月，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皇西逃。消息传到烟台的时候，街面上乱了好几天，有人连夜带着家当往乡下跑，有人在港口抢着买船票南下，也有人趁机哄抬米价、囤积居奇。

    张振勋站在烟台港的码头上，手里攥着最后一封从天津转来的信，信是盛宣怀的，只有两行字：“京已失，局势未明。保全为重，勿轻动。“

    张振勋抬头看着海面。海面上没有船。原本每个月都有两三艘从上海或者天津过来的货轮，载着从欧洲运来的橡木桶、软木塞、玻璃瓶和酒标印刷纸。可这个月什么都没有，海面空荡荡的，只有几只渔船在近处收网，海鸥跟着船尾的浪花盘旋，叫声又尖又脆，像在嘲笑什么。

    “掌柜，“老汤站在他身后，声音压得很低，“我们库里的瓶子只够装五百瓶了。软木塞更少，顶多再封三百瓶。下个月要是还没船——“

    “知道了。“

    张振勋没有回头。他看着那片空荡荡的海面，看了很久。海面上的天色不太好，云层压得低，灰蒙蒙的，远远的水天交界处模糊成一片，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海。他想起几年前从欧洲带回来的那些种苗，想起第一次试酿失败时那些浑浊的、带着异味的液体被一桶一桶地倒进地沟里，想起他在颐和园里说的那四个字：“实业兴邦。“如今他站在码头上，手里攥着一封写着“勿轻动“的信，面对着一条断了的供应链和地窖里那些正在缓慢变质的酒。他忽然觉得那四个字在风里变得有些轻，像一片被吹起来的纸，在空中打着旋，找不着可以落下来的地方。

    张振勋把工人们召集到酒厂的院子里，在大家面前，只说了一句：“时局再难，咱们这个厂不能停更不能散。船进不来酒瓶，咱们就先不出酒。葡萄藤还在、人还在，等到船能进来的时候，酒还能继续做。“

    那些工人站在院子里，听他说完，没有散。有人站了一会儿，把锄头拿到井边去洗了，晾干后又放回仓库里去了。

    张振转过身，朝工坊走去。“去看看窖里的酒。“

    酒窖里比他记忆中热了一些。

    他带着巴保和老汤走下石阶，还没到窖底，巴保的眉头就皱了起来。“温度不对。“他快步走到最里面那排桶前面，摸了摸桶壁，又蹲下来摸了摸地面，然后把一根挂在墙上的温度计取下来看了一眼——十六度半，比正常值高了两度。

    “通风口被堵了。“巴保沿着一侧的墙面走到通风口的位置，举着油灯照了照，铁栅栏外面堵着一层厚厚的灰土和落叶，显然是入夏以来没人清理过。外面的新鲜空气进不来，里面的湿气散不掉，整个窖底的温度和湿度都偏离了那些酒液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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