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张振勋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幅地图铺在桌面上，地图上山东半岛的海岸线弯弯曲曲的。他盯着地图看了很久，目光从海上移开，往西南方向去了——从烟台沿渤海的浅水线往南，绕过胶州湾，再往南沿着海岸一直下去，出浙江、入福建、到广东。

    “瓶子和桶，从广东到烟台，走海路能不能到？“张振勋问。

    老汤想了想：“走南线绕道，可以避开直隶和天津的封锁线。但航程远得多，运费高。而且——“他顿了一下，“这一路上也不太安全。“

    “有海盗？“

    “对，海盗。“

    “海盗也是人。“他说，“人为什么要当海盗？“

    老汤被他问住了，半天才吭哧出一句：“那……那还能为什么？穷呗。活不下去了呗。“

    “活不下去了。“张振勋把这个词重复了一遍，然后转过身来，看着老汤，“那如果有一条能活下去的路呢？能过日子、能养家、不用提刀上船绑票——他们还会去当海盗吗？“

    老汤张了张嘴，摇了摇头。张振勋已经走到桌前铺开一张纸研起墨来了。笔尖蘸了墨，他在纸上写了一行字：“拟在惠州创办玻璃瓶厂，自产自用，兼雇沿海渔民。“然后他搁下笔，抬头对老汤说：“叫张成卿过来。他不是有个堂弟在大鹏湾那边跑船吗？“

    五天后张成卿把刚从大鹏湾赶到烟台的堂弟阿福仔带到办公室里。阿福仔三十来岁，黑瘦精壮，一双眼睛贼亮，常年在海上跑船，对广东沿海的海况和人头熟得跟自己手掌上的纹路一样。张振勋见了他，没有绕弯子：“阿福仔，我要在惠州开一座玻璃瓶厂。缺人手。你替我去跟大鹏湾那些'船上的朋友'递句话——来我厂里做工，管饭、管住、按月发饷，比在海上风吹日晒稳当。我不问他们以前做过什么。来了就是工人。“

    阿福仔眨巴了两下眼，下意识地搓了搓手，吞吞吐吐地说：“张先生……您是说那帮……那帮人？他们可不太好说话啊……“

    “你告诉他们——“张振勋端起桌上的茶喝了一口，放下杯的时候，杯底在桌上发出一声轻而确定的磕碰，“——我张振勋在南洋做了三十年生意，什么人没见过。他们能拿刀，我就能管饭。刀换饭，这是最划算的买卖。你让他们自己掂量。“

    阿福仔回去之后隔了半个月来了一封信，信写得歪歪扭扭的：“张先生，人我已经找齐了，一共六十九个，都是大鹏湾这一带熟水性的。他们说愿意试试。问我工资怎么算。还有一个头头说想见您一面——当面谈。“

    张振勋把信看了两遍，折好收进怀里。他对老汤说了一句：“备船。去惠州。“

    惠州裕兴玻璃瓶厂的筹办比预想中顺利。

    张振勋从南洋调了一笔款项过来，在惠州城外临河的地方买了一块地，建了厂房，从德国订购了一套玻璃熔制设备。那些设备运到码头那天，几十个前“海上朋友“穿着新发的蓝布工装站在码头上，看着那些笨重的铁家伙从船舱里被木吊架一箱一箱地吊出来，交头接耳，满脸好奇。张振勋站在他们旁边，拍了拍其中一个最年轻的小伙子的肩膀——那孩子瘦得像根竹竿，脖子上还留着一道细细的刀疤——“搬得动吗？“

    那小伙子愣了一下，然后咧嘴笑了：“搬得动！张先生，这可比搬船上的货轻多了。“

    那个头头后来也来了。姓陈，三十五六岁，一脸横肉，可一双眼睛里没有凶光，更多的是常年提心吊胆养出来的警觉和疲劳。他跟张振勋在厂门口的石阶上坐了一个下午，抽了两包烟，谈了三个条件：第一，以前的事一笔勾销，谁也不提；第二，每月俸银要按时发，不能拖欠；第三，如果厂里有外人来找麻烦，他姓陈的管摆平。

    张振勋听完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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