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账目、法律条款、股权结构——在几个儿子里面，他是唯一一个自己提出来想学这些的，在学完之后带着全套的、成套的、成体系的东西回来。这些年一直和黄阿福打理着槟城几个种植园和锡矿场的业务。
张振勋在烟台的住处是一座二进的小院，前院是书房和会客室，后院是住人的地方。他让管事给应郎在后院收拾了一间厢房，摆了桌椅、书架和一张新做的木床。张应郎把行李放下之后第一件事不是歇息，而是从箱子里取出一摞文件——那是他在槟城期间整理的几份分析报告，每一份都封了牛皮纸封皮，工工整整地标着编号和日期。他把它们放在书桌上，用镇纸压好，然后把书架上那些散乱的账册按照年份月份重新排列了一遍，连摞放的角度都对齐了。
张振勋站在房门口，看着应郎把书架整理完，心里想：这孩子干事认真，比他的几个弟弟更像他。可他也注意到，应郎整理完书架之后，回头看他的那一眼——那里面有一样东西，他认得。那是想被认可，想被看见，想被承认“我可以“。 他在南洋见过很多这样的年轻人，也知道这种劲头是好事也是坏事。他当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笑了笑：“来到了！“
张应郎也笑了笑，那笑容有些拘谨，像是在陌生的房间里和初相识的人打招呼一样——客气地领了，却不知道该怎么接。“阿爸，您老了许多。“
张振勋回了个笑容，转身走回书房，边走边说“休息一下，晚上一起吃顿饭。”
老汤跟在张振勋背后，看得清楚，这俩根本不像父子，更像一个老玉匠，反复地掂量着手中的玉块，在无数次冷热交替中，观察着等待着，到底玉块露出的是冰裂还是温脂的本性。
张应郎在烟台的头三个月，几乎每天都要跟张振勋在办公司里坐一个时辰。
不是闲聊，是看账本。张振勋把裕和行、张裕酒厂和广三铁路的账目各拿了一部分出来，摊在桌上，让张应郎看，看完了他问。张应郎翻得很快，那些账页在他手底下刷刷地响着，铅笔在纸边画下的批注比张振勋预想中多一些。他看完一页就问一句：“这笔运输费为什么走的是杂项？““这个人情账怎么没有合同？““那个南洋的股东分红为什么用手写收据？“
张振勋坐在对面端着茶碗，一碗茶喝到凉了也没喝几口。他听着张应郎的问话，心里在盘算另一件事——这孩子的眼睛跟他不一样。张振勋的眼睛看账的时候是先看人情再看数字的，谁跟谁的关系近、谁欠着谁的情、谁的信誉值不值得赊账，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在数字的背面浮动着，他扫一眼就能摸到它们的轮廓。可张应郎的眼睛是另一副，他的目光像一把尺子，平平地、直直地切过去，切到的是条款、边界、权责和必须写进纸面才能算数的东西。两种看法没有高下，可它们中间隔着一道沟，沟底下是三十年南洋商海和十年英式学堂之间的落差，深得看不见底。
有一天傍晚，张应郎合上一本账册，放回桌上，忽然说了一句话：“阿爸，您这样经营，太靠人了。“
张振勋端着茶碗的手停了一下。
“您靠的是'谁跟您熟'、'谁信得过您'。可这些人会老、会死、会变。南洋那些老叔父们退下来之后，他们的儿子跟我们不熟。到那时候，靠什么？“张应郎指了指桌上那本被他翻卷了角的账册，“靠写下来的东西。合同、章程、股权凭证。谁签字谁认账，不认了就上法庭。这比靠交情牢靠。“
张振勋放下茶碗。碗底磕在桌面上，发出轻轻的一声。“洋人那套，你学了多少？“
“我在槟城学了十年。不只是书本上的——我在英国人的商行里干过两年。他们的人事任免、采购招标、股权分配、利润核算，全有章可循。一个人走了，下一个人翻开档案就
-->>(第2/6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