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粤汉铁路督办代表参会。大厅里坐满了人——穿西装的铁路专家、穿制服的政府官员、穿长袍的各地代表、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顾问坐在角落里，面前的记事本摊开着。会议的议题是“全国铁路干线五年计划”，可所有人心里都清楚，真正的议题只有一个字：“钱”。

    民国初立，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孙中山曾提出“十年建二十万里铁路“的宏大计划，也坦言“惟有欢迎外债，不能反对外债“。可借款的代价是什么，每一个在座的中国人都心知肚明。晚清三十年，外债修筑的铁路为中国带来了铁轨，也带来了洋人坐镇的调度室、稽核处和采购部。那些趴在借款合同上吸血的外国银行团，从利息、回扣和购料佣金中赚得盆满钵满，把中国铁路的脊梁一点点抽空。如今民国了，那些旧合同上的条款还没擦干净，新的又来敲门了。

    会议开到第三天下午，争论进入了白热化。交通部的代表提出一个方案，将京汉、津浦、沪宁三条干线的部分路权抵押给四国银行团，以此换取一笔巨额贷款，用于启动粤汉和陇海两线的续建工程。方案念完之后，大厅里安静了片刻，然后有人鼓掌，有人交头接耳，有人低头翻看文件。

    张振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反对。”

    他的声音不高，可在安静了半刻的大厅里清清楚楚地传到了每一个角落。所有人的目光聚过来，落在那件深灰色长衫和白了一半的头发上。

    “抵押路权给外国银行团——这笔钱借来之后，还的是利息，赔的是主权。”他没有看稿子，目光缓缓扫过大厅里坐着的一张张面孔，有的他认识，在南京的办公室里一起看过图纸；有的他不认识，可那些面孔上的表情此刻是一致的——一种介于紧张和期待之间的、被什么更重要的东西牵住了所有注意力而暂时忽略了其他的一切的表情。

    “路修好了是给中国人走的，矿挖出来了是给中国人用的。如果修路挖矿的钱是从外国银行借的，路权和矿权一半捏在别人手里——那这条路跟一条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绳子，有什么区别？”

    “张先生，”前排有人站起来，是交通部的一位官员，脸上带着笑，可那笑很薄，“您说的这些我们都懂。可问题是——没有这笔钱，粤汉南段明年就要停工。沿线八千多个工人等着发饷，铁轨和枕木堆在码头上没人运。您有更好的办法吗？”

    张振勋看着他。“有。”

    他从怀里取出一份文件，展开来，那是一张单页的纸，上面印着一列姓名和数额。“我以张裕酒厂股份及南洋各埠船务产业为担保，向华俄道胜银行及中国银行联合贷款。这笔款子专用于粤汉南段工程，利息比四国银行团低两厘，还款期限延长三年。所有路权归属中方，不附加任何监督条款。”

    他看着那位官员，声音比方才低了一些，可更沉了，像一块被反复晒过的石头正在缓缓地翻过自己的背面。“这里有十五位南洋华侨的联合担保签名。我们替国家垫这笔钱。不用抵押一寸路权。”

    大厅里再次安静了。这一次的安静跟方才不同——更厚，更深。他们转头低声交谈，那些坐在角落里的外国顾问放下手中的笔，彼此交换了一个短促的眼神。

    张振勋把那份文件收起来，坐回了座位。

    那天散会之后，张彬郎在走廊里等他。

    他靠在六国饭店三楼的走廊墙壁上，手里攥着一顶帽子，帽子边沿被捏出了皱痕。“阿爸，十五个担保人，我为什么不知道？”

    张振勋停下脚步。“你不需要知道。那十五个人是我一个一个去见的，不是用裕和行的名义，是用我张振勋三个字。”

    张彬郎攥着帽子的手松了一些，另一只手却不自觉地攥紧了裤缝。“可这也是张家的生意——如果这笔贷款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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