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时刻，千里之外的中国腾冲平嘎村。

    蓄着撇仁丹胡、双目有些呆滞的日本缅甸方面军第56师团步兵团长水上源藏少将，正郁闷地坐在村口一个石磨坊前的木凳上。这是一张被无数农人坐得油亮的榆木凳，凳面凹陷处还残留着谷壳的碎屑，在渐暗的天光里泛着惨白。石磨坊的轱辘早已废弃，粗麻绳断裂后垂在半空，被晚风拨弄得轻轻摇晃，发出类似叹息的吱呀声。

    目光呆滞地望着落日最后一抹余晖消失。那是滇西特有的落日，巨大、猩红，像一颗正在融化的铁水球，缓慢地坠向高黎贡山的褶皱深处。余晖将云层烧成金紫交织的锦缎，又渐渐褪成死灰，仿佛某种神圣仪式正在谢幕。大地顿时暗淡下来，不是渐进的昏黄，而是骤然被一只巨手捂住了光源。远处的梯田瞬间失去层次，化作一团团狰狞的阴影；近处的芭蕉叶停止了颤动，凝固成青铜色的刀阵。

    水上源藏出身于日本本州岛山梨县一个武士世家。那座宅邸坐落在富士山北麓的峡谷中，祖上三代都是德川幕府的旗本武士。他记得庭院里那株三百年的老梅树，记得父亲教他握刀时手掌的粗粝温度，记得母亲跪在廊下研磨抹茶时和服的窸窣声。七岁那年，父亲带他参拜诹访大社，在漫天飞雪中，父亲指着朱红色的鸟居说：“源藏，武士的魂魄要如这神木，经霜雪而不折。“那时他仰起脸，雪花落在睫毛上，融化成一种滚烫的信仰。

    他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培养出的少壮派军官。他至今记得1905年入学典礼上校长的训话：“诸君是帝国陆军的麒麟儿！“他们在明治神宫前宣誓，在相扑台上格斗，在富士山下进行冬季拉练。源藏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剑道达到三段，汉学修养更是同期罕见——他能背诵《论语》全文，能用毛笔书写工整的楷书，能在酒宴上即兴吟诵王维的边塞诗。这种儒学的浸润让他自诩为“文明“的征服者，与那些粗鄙的武夫截然不同。

    自幼深受儒学武士道流派精神熏陶，自视甚高。他书房里挂着山鹿素行的《武教全书》，书页间夹着干枯的樱花标本，那是他第一次杀人后从战场带回的纪念。那是1928年在济南，他作为少尉小队长，下令枪决了五名被俘的北伐军士兵。当枪声响起时，他感到一种奇异的战栗，不是恐惧，而是某种神圣的完成感。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始知，武士之剑，非为杀戮，乃为护持正道。“那时的他真诚地相信，日本的刺刀正在刺破东亚的黑暗，而他是光明的使者。

    他曾先后在关东军和侵华日军华北部队服役。在伪满洲国的冰天雪地里，他学会了如何用地雷和铁丝网封锁村庄；在热河的丘陵地带，他指挥过“三光作战“的试点——杀光、烧光、抢光。他记得那些燃烧的房屋发出的噼啪声，记得妇女们凄厉的哭喊如何在山谷间回荡，记得士兵们从民宅里拖出粮食和牲畜时脸上那种贪婪而麻木的表情。但他从不允许自己沉浸在这些细节里。他告诉自己，这是必要的代价，是“大东亚共荣圈“诞生前的阵痛。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引用《孟子》：“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他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义的，至少是为了更宏大的正义。

    参与多次对晋察翼边区的大规模清剿作战，战功显著。1940年的“百团大战“后，他因成功突围并反击八路军而被授予金鵄勋章。他在作战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如何使用毒气弹攻破八路军的土造堡垒，如何在追击中将逃跑的“匪徒“用机枪扫射在河滩上。他的字迹工整，措辞严谨，仿佛只是在陈述一场军事演习的数据。每当有参谋官流露出对屠杀的犹豫，他就会冷冷地引用《六韬》：“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他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军人，更是一个战略家，一个深谙中国古典兵法的现代武士。

    他极度看不起中国人。这种蔑视是根深蒂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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