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会谈，表面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他知道，那只是暂时的妥协。那个“花生米“，绝不会轻易交出任何权力。他们之间的冲突，迟早会爆发。而那场冲突，将决定中国战区的未来，甚至可能影响整个太平洋战争的走向。
史迪威想起1942年初到重庆时的情景。那时，他对蒋介石还抱有一些幻想，认为这个领导中国抗战的领袖，会是一个值得合作的盟友。但很快，现实就击碎了他的幻想。第一次入缅作战的惨败，让他看清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无能；而蒋介石对指挥权的死死把持，更让他意识到，这个政权的问题远不止军事层面。
他在日记中写道：“金钱、影响和职位是领导人唯一考虑的事情。阴谋诡计，欺骗出卖，虚假报道，索要他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他们独一无二的念头是让别人打仗；对他们的'英勇斗争'做假宣传；'领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税，全然愚蠢无知的参谋机构，无力控制派系争斗，继续压迫民众。“
这些文字，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但在公开场合，他不得不压抑这些情绪，装作一个彬彬有礼的盟军代表。这种分裂，让他感到无比疲惫。
更让他焦虑的是英帕尔的局势。蒙巴顿那个花花公子，根本不懂打仗。日军第十五军的三个师团正在向英帕尔推进，如果英军失守，整个印度东部都将暴露在日军的兵锋之下。到那时，驻印军的后路就会被切断，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但他不能分兵。胡康河谷的攻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密支那的奇袭计划正在秘密进行。如果现在抽调主力回援英帕尔，不仅前功尽弃，还会让日军抓住机会反扑。蒙巴顿不懂这一点，华盛顿的那些政客也不懂。他们只看到眼前的危机，看不到长远的战略。
“马歇尔会理解我的，“史迪威在心中默念，“他懂军事，懂战略。只要我能说服他，就能顶住压力。“
但马歇尔也有他的难处。罗斯福总统面临着来自英国和国内的巨大压力，需要维护联盟的团结。在这种时候，个人的军事判断往往需要服从政治需要。史迪威深知这一点，但他不愿意妥协。在他看来，军事上的错误决策，最终会导致更大的政治灾难。
窗外，天已经蒙蒙亮了。嘉陵江面上泛起了鱼肚白，山城的雾气又开始弥漫。史迪威终于感到一丝倦意，迷迷糊糊地睡去。
几天后，史迪威再次登上黄山，参加蒋介石主持的整军会议。
这次会议的背景，是河南战场的惨败。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仅用一个多月就将国民党军四十万击溃，平汉路被打通。消息传来，朝野震动，蒋介石勃然大怒，下令枪决了93军军长陈牧农，但仍无法平息舆论的怒火。
史迪威知道，这次会议表面上是整顿军纪，实际上是蒋介石在做给别人看。他需要找一个替罪羊，需要向美国人表明他在改革。但真正的改革，他绝不会做。
云岫楼的会议室里，坐满了军政大员。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卫立煌……一个个熟悉的面孔，表情严肃。蒋介石坐在主位上，目光冷峻。
“河南的惨败，是我军的奇耻大辱！“蒋介石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四十万大军，竟然挡不住日军五万人的进攻。这是什么？这是腐败！是无能！是背叛！“
他猛地一拍桌子，震得茶杯都跳了起来。
“兵役署长程泽润，虐待壮丁，中饱私囊，致使前线兵员不足，士气低落。这样的人，该当何罪？“
“该杀！“何应钦应声而起，“已交付军法处审判，判处死刑。“
“好！“蒋介石点点头，“还有谁该负责？汤恩伯，远离前线，谎报军情，指挥失当，该当何罪？“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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