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原料产地大多沦陷，剩下的也在日军轰炸和封锁下难以开采。但他没想到，情况已经严峻到这种地步。

    “此外，“俞大维见大家面面相觑，又补充了一个都清楚而不能明说的事情，“前两日一批紧急运送到豫中前线的武器弹药被地方武装夺走，也可能是被友邻部队私下截留，情势已经非常混乱。“

    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痼疾——派系林立，各自为政。前线急需的物资，经常被沿途的地方军阀、保安团甚至友邻部队截留。有的转手倒卖，有的囤积自用，真正送到前线士兵手中的，往往十不存一。

    俞大维是无党无派的技术官僚，没有派系包袱，所以敢说这话。但他的直言，也让会议室里的气氛更加凝重。

    听完俞大维所言，蒋中正沉默了好一会。

    前线军用物资都敢拦截，可见他治下的重庆政府权威被无视到何种程度。他想起年初到河南视察时的情景：沿途的士兵面黄肌瘦，穿着破烂的军装，有的甚至连鞋都没有，赤脚站在寒风中。他问一个连长为什么没发棉衣，连长苦笑着说：“委座，棉衣发到师部，就被师长扣下卖给商人了。我们连一件都没见到。“

    他当时大怒，下令查办，但最终不了了之——那个师长是某派系的骨干，动他会引发连锁反应。

    上行下效，大家都在或明或暗囤积战略物资。蒋鼎文在洛阳囤积粮食和药品，汤恩伯在河南收编地方武装扩充实力，何应钦在参谋总部安插亲信，陈诚在第九战区建立独立王国……每个人都在为战后的权力格局做准备，仿佛抗战胜利已经板上钉钉。

    蒋中正也明白，俞大维这番话是提醒自己必须尽早做出应变抉择。

    其实他在贵州的山区里也藏着数千吨多年囤积起来的军火。那是多年来从各种渠道积攒下来的——美援、苏援、自产、甚至从黑市购买的。步枪、机枪、弹药、手榴弹，甚至还有几十门迫击炮和几门山炮。这些军火藏在遵义以北的深山溶洞里，由他的心腹嫡系部队看守，连军政部都不知道具体位置。

    但那是考虑留着战胜日本后对付延安的，不能动。

    这是他的心腹之患。自从1927年清党以来，国共之间的血海深仇就从未消弭。抗战爆发，两党被迫合作，但蒋中正从未放松对中共的警惕。皖南事变、封锁陕甘宁边区、派遣胡宗南大军驻守西安……每一步都是为了遏制中共的发展。那批藏在贵州的军火，就是他预留的后手——一旦抗战结束，国共决裂，这些武器将成为他“剿共“的资本。

    日本人这次用兵规模空前，大有一赌国运之势，日寇统帅不是傻子，他知道日本的国力已经枯竭，但他更知道，中国军队——尤其是第一战区——已经腐朽到了极点。这是最后的机会，是“一号作战“的核心判断。

    虽不清楚日方真正战略目标所在，但蒋中正知道，日军在河南的进攻只是开始，接下来湖南、广西都将面临压力。这是一场全线进攻，是一场赌上日本国运的豪赌。

    手上保留的两张底牌看来必须得打一张出去了。

    第一张底牌，就是贵州山区里那数千吨军火。但那是“剿共“的本钱，动了它，战后对付中共就会捉襟见肘。

    第二张底牌，是正在云南整训的二期远征军。那是由美军装备和训练的精锐部队，史迪威一手打造，战斗力远超国内部队。但远征军的调动需要美国人的同意，而史迪威与他矛盾重重，未必愿意配合。

    权衡利弊后，蒋中正开口宣布：“我打算调派云南方面二期远征军渡过怒江，配合缅北中美联军反攻，加快打通中印公路，争取更多战略物资支撑国内战局。“

    这话一出，会议室里像炸开了锅。

    众人听委员长的意思，是要把压力分摊到大家头上，一时竟反对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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