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儿子。
今早又接到司令部转达的方面军军部命令，要他返转去密支那增援，并接手密支那守备军指挥职务。
命令来得像一记耳光。他刚刚躺下，刚刚闭上眼睛，刚刚在诵经声中找到一丝宁静。但军令如山，他再次爬起来，集合部队，调转车头。
这还没来及召集部下交待任务更改，水上源藏又再接到川道高士雄传来的追加指令。
川道高士雄，第56师团参谋长，一个以圆滑著称的中年军官。他的声音从芒市的直通电话里传来，带着电流的杂音和某种刻意的、近乎虚伪的温和：
“水上将军，军部命令在先，但……滇西防御也吃紧。师团兵力很吃紧。步兵大队得留给师团应急。您……只带一个步兵小队、炮兵小队和工兵中队，总共120人的支队，去增援密支那。这是师团长的决定，还请谅解。“
水上源藏握着电话听筒，眼神空蒙。
120人。一个支队。去增援一座正在被中美联军围攻的城市。这不是增援，这是送死。这不是指挥，这是殉葬。
但他没有介意。
不是因为他不在乎，而是因为他早就心灰意冷。在这场战争里，他见过太多的“决定“，太多的“还请谅解“，太多的“为了大局“。大局是什么？大局是辻政信的野心，是师团长官的仕途，是东京那些从未闻过硝烟味的参谋们的地图推演。而他，水上源藏，只是大局里一颗可以被随时舍弃的棋子。
他也没纠结怎么就让带这点兵力去增援密支那。
纠结是年轻人的特权，是辻政信那种人的专利。对于一个五十二岁的老兵来说，数字已经失去了意义。1000人和120人，在绝对劣势面前，区别只在于尸体堆的大小。
他其实早就心灰意冷，凄凉回应川道高士雄道：
“命令接悉，“他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对于不能在云南战场与师团主力共存亡，深感遗憾。但在密支那必将竭力完成任务。今日一别，恐难再晤，请参谋长代向师团长致意。“
“恐难再晤“。
这四个字像四块石头，从电话线的那一端滚落，砸在川道高士雄的耳膜上。他想说点什么——安慰？鼓励？道歉？——但水上源藏已经放下了电话。
“咔哒“一声，清脆而决绝，像一扇门被关上，又像一颗心被锁上。
水上源藏说完便放下电话，神情麻木地处置好部队分调安排。
他站在寺庙的院子里，雨水从屋檐上倾泻而下，像一道道水帘。他看着士兵们从卡车上下来，又上去，看着装备被卸下，又被装上，看着荻尾勇少佐——那个年轻的、脸上还带着青春痘的大队长——接过指挥权，向他敬礼，然后转身离去。
他心中一时挂念起留在滇西服役的儿子水上澄。
澄今年二十四岁，陆军士官学校五十五期，和他一样瘦削，一样沉默，一样有着过于深邃的眼睛。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三个月前，在芒市的一家小酒馆里。澄喝醉了，说了很多话——关于战争的厌倦，关于未来的迷茫，关于一个他在腾冲认识的、有着棕色眼睛的缅甸姑娘。水上源藏没有责备他，只是静静地听着，然后在分别时，把一块家传的怀表塞进了儿子的口袋。
“活着回来，“他说，“不管发生什么。“
让副官找来纸笔，写去一封告知去向的家信，托荻尾勇带回去转交给儿子。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澄吾儿：父奉命赴密支那。此行艰险，未必能归。怀表是祖父遗物，望妥善保管。若战事不利，不必强求玉碎，保存性命，侍奉母亲。父字。“
他把信折好，塞进一个防水的油纸信封，封上火漆，交给荻尾勇。那个年轻的少佐接过信，手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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