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会布林德和大家坐到了一辆军用大卡车上，跟着包瑞德的威利斯从机场往驻地行驶。

    车厢是敞蓬的，两旁摆着两条粗糙的长木凳。布林德坐在靠边的位置，双手抓着车厢挡板，任凭干燥的风灌进军领口。卡车在一条被碾得结实的黄土路上颠簸，车轮卷起细细的尘烟，像一条土黄色的尾巴拖在身后。他便一路观察着这个被杨希真称为心目中圣地的新鲜地方。

    延安属于中国陕北，地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中南部，时已初秋，气候干爽。举目望去，丘陵起伏的黄色地貌显得有些荒凉，像一块被巨手揉皱后又摊开的旧毛毯，沟壑纵横，梁峁相接。但在这荒凉中，又透着一种奇异的生机——路边山坡上开垦的层层梯田，虽然庄稼已经收割，但残留的谷茬在夕阳下泛着金色的光；一排排白杨树的叶子开始泛黄，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无数面小旗在鼓掌。路边房舍都是竹篱土墙，窑洞的门脸被刷成白色，门框上贴着红纸剪的窗花，看不到一座像样的现代建筑，但到处都很干净整洁，没有乞丐，没有烟馆，更没有重庆那种令人窒息的灯红酒绿。一切都显得庄严肃穆，像一座被精心打理过的、巨大的修道院。

    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一个个精神都十分高昂。除了一些头上裹着白色头巾、前面打个结的本地人外，其他人都穿着统一的灰布制服，臂上戴着“八路“或“抗大“的袖标。他们走路很快，步子迈得很大，嘴里唱着歌，或者三五成群地讨论着什么，手势激烈，笑容明朗。偶尔有骑着毛驴的老乡经过，也会主动侧身让路，向卡车挥手致意。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与密支那的混乱、重庆的压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车上负责带队并充当翻译的小伙子凌青一路兴致高昂地给大家介绍着延安的人文风貌。

    凌青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腰间系着皮带，脚上一双草鞋，但谈吐文雅，英语流利得像是刚从剑桥回来。他站在车厢中央，一只手抓着驾驶室顶棚，另一只手比划着，声音清脆地在风中传开：

    “各位先生，欢迎来到延安。这里是陕甘宁边区的首府，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后方基地。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经过大生产运动后，我们自己建设的新延安...“

    这会他指着前方一个山头让大家看。布林德顺手瞧过去，见山头上矗立着一座高高的塔式建筑。那塔在夕阳的映照下呈现出一种古朴的赭红色，像一柄直插云霄的利剑，又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俯瞰着脚下这片黄土地。

    凌青讲解说：“那就是始建于中国唐朝，明代再重修的延安宝塔。塔高44米，共九层，是延安这座中国革命圣地的标志和象征。“

    这番话很快引来车上记者兴趣。一个来自《时代》周刊的记者举起手，连珠炮似的提问：“凌先生，中共组织来到延安后是如何发展壮大的？他们有多少军队？他们的政治纲领是什么？他们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究竟如何？“

    凌青一一耐心作答，不回避，不夸大，偶尔还会幽默地开个玩笑，引得车厢里笑声阵阵。布林德听着，目光却始终落在远处的宝塔上。他想起了密支那的佛塔，想起了佛像前亨特放下雄狮骨灰盒时的背影。同样是塔，一座是为了超度亡灵，一座是为了指引方向。

    车队最后来到南关美军观察组驻地停下。

    那是一片被削去一个角的山崖，山崖下一排排用条石砌垒成扇形门洞的石窑洞映入眼帘。窑洞一层层向上延伸，像梯田一样镶嵌在山坡上，每一孔门口都挂着白色的门帘，窗台上摆着野花。第一排窑洞上方挂着两幅巨大的中文标语，红底白字，在黄土的映衬下格外醒目。

    凌青上前介绍，左边写的是“欢迎美军观察组战友们“，右边则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特意停下脚步，转过身，神情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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