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人这件事，隰衡做过了很多次。

    第一次是公元37年，长安城破的时候。他带着一群太学的学生从南门逃出去，沿着秦岭的栈道翻山，走了七天七夜，翻到南阳盆地。三十个学生，到了只剩十一个。那些死去的，有的是累死的，有的是病死的，有的是在山路上一脚踩空摔下去的。他每经过一个死去的学生，都会在路边折一根树枝，插在尸体旁边。后来那条路上长出了一片野灌木，当地人叫它"学士林"。

    最后一次——或者说他以为的最后一次——是1945年，他从昆明把几个犹太难民送上最后一班去印度的卡车。

    但他没想到，1968年的河北农场，会是他保护人的又一个战场。

    农场的政治指导员姓马，三十来岁，以前是县城的中学老师。他不太懂怎么管这些知识分子，也不太想管。上面的命令是"劳动改造"，他就让他们劳动。至于"改造"到什么程度，他不太在意。他的兴趣更多在于把地里的麦子种好，以及让他养的几只鸡多下几个蛋。

    他在农场待了两年，见过太多"深挖"之后的事情。他见过关牛棚的人回来时的样子——眼睛空洞，像两口枯井。他见过再也回不来的人——空铺位上放着他们的遗物，一双鞋，一件衣服，一支笔。

    他决定做点什么。

    不是出于英雄主义——两千年来他见过太多英雄主义的失败。在咸阳，那些试图阻止焚书的儒生，一个个被活埋了。在洛阳，那些试图抵抗董卓的士人，一个个被砍了头。英雄主义是一种奢侈品，活不下去的人才有资格拥有它。

    他做这件事，是因为——简单。因为他能。因为两千五百年来，他学会了一套东西：怎样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保全尽可能多的人。不是对抗，是保存。不是胜利，是存活。

    第一件事是转移。

    他找到老郑——那个教梵文的先生，六十多岁了，背已经驼得厉害，手指关节因为常年握笔而变了形。隰衡在猪圈旁边跟他说。猪圈的气味很重，苍蝇嗡嗡地飞。

    "老郑，你得走。"

    "走？往哪走？"

    "装病。"隰衡说，"你明天去卫生所，说你咳血。越严重越好。"

    老郑不明白。

    "卫生所的李医生是我以前在北大的同事。"隰衡说，"他会开转院证明。你到了省城的医院，就不要再回来了。你家里有人在西安？"

    "我女儿。"

    "到了西安就留下。别回来。别写信。什么消息都不要传。"

    老郑看着他，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他拍了拍隰衡的肩膀，手在发抖。

    第二天，老郑咳出了一口血——隰衡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咬破了自己的舌头。

    转院证明开出来了。老郑被送走了。

    第二件事是销毁证据。

    隰衡在夜里去了小刘的宿舍。月光很亮，照得院子里一片惨白。小刘睡得很沉，鼾声从破窗户里传出来，带着一种满足的节奏。隰衡翻遍了他的铺盖，在褥子下面找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着他要"揪出来"的人名，还有他自己编造的"罪行"——每一条都有日期、地点、证人，全部是捏造的。

    隰衡把笔记本带走了。第二天，他把它撕碎了，泡在水缸里，泡了整整一夜，泡成纸浆，倒进猪圈的粪坑里。纸浆和粪便混在一起，再也没有人能从里面分辨出任何文字。

    小刘第二天翻了半天没找到本子，以为是自己丢了。他骂骂咧咧了两天，然后——因为没有"证据"——他的举报被搁置了。指导员老马把报告退回去了，说"没有实证的东西不报"。

    第三件事是掩护。

    半夜。他穿过两排宿舍，敲开了老周家的门。门是虚掩的，

    -->>(第1/2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