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汇总的中年人打开第一组数据。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收盘，太初二号累计受托管理本金达487.2亿元。”
“鉴于各批次资金入场时点不同，经时间加权收益率核算，成立以来实现全口径投资净收益45.4亿元，加权绝对收益率达12.1%。”
“年末二号账户群权益总额正式定格为532.6亿元。”
屏幕上随即出现太初二号的资产结构。
最初建立太初二号，是为了在市场流动性快速枯竭时提供承接力量。
经过几个月调整，它已经逐渐从单纯托底账户，转向长期资本配置平台。
十二月那场金融战，则在净值曲线上留下了一道格外醒目的深痕。
“核验期间，太初二号一度出现百分之九点四三的最大回撤。”
汇报人说道。
“距离合同约定的强制减仓线，只差零点零七个百分点。”
“风险解除以后，组合重新收复全部跌幅，并在年末创造历史新高。”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在座的人都经历过那几天。
如果太初二号当时触发减仓，损失不会只停留在账面上。
数百亿元集中卖出会进一步打击市场，几家出资机构也必须面对真正的责任追查。
最终，陈默守住了那条线。
陆芷兰翻到策略顾问费用部分。
“二号成立时，没有采用市场化私募的高收费模式。”
“太初每年按日均资产规模的0.25%收取基础策略顾问费”
“超越加权业绩基准的超额部分，按8%计提绩效激励”
“基础费与超额绩效合计，设置了不超过年化资产总规模0.8%的绝对天花板。”
“超额绩效当年仅兑现40%，剩余60%实施三年期线性递延支付。”
“递延期内若出现重大违规、策略虚假陈述或者后续损失需要追溯，联席委员会有权取消尚未支付部分。”
这套安排远低于太初三号、四号的收费标准。
二号资金规模庞大，又承担特殊市场目标。
太初不需要从中获取过高利润，同样不能无偿承担数百亿元账户的研究、系统和人员成本。
负责财务核算的人报出最终数字。
“二〇一五年度，太初二号日均核算资产为276.4亿元。”
“核定基础策略顾问费6910万元”
“各账户超额绩效核算为1.41亿元，两项合计2.101亿元，严格控制在0.8%的法定限额之内”
“绩效激励中，40%即5640万元于年报审计后执行结算，剩余60%即8460万元全额划转至国库三年递延监管账户”
“合并基础费用，本期太初资本实际可结算顾问报酬为1.255亿元。”
陈默神色从容，静静注视着长桌尽头的各方代表。
十二月的风波已经证明，二号与太初之间的任何利益安排都会被放到放大镜下审视。
收费过高，会被质疑长期资本向私人机构输送利益。
完全不收费，又会让数百人的研究、交易和风险系统失去合理商业基础。
百分之零点二五的基础费用、受限的超额激励与三年递延，将双方利益连接起来，也保留了足够严格的追索权。
陆芷兰说道：“联合核验已经确认，太初二号与三号、四号之间不存在资金混用。”
“陈默与太初提供的策略清单，没有利用二号未公开交易为其他账户输送利益。”
“冯凯泄密和第三十一个账户，也不涉及二号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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