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陈志。听闻义军在此,特来投奔。”
沈砚之打量着他:“李先生怎么找到这里的?”
“一路打听。”李文轩说,“山海关破城后,清军屠杀了留在城里的百姓,我们躲在亲戚家的地窖里才逃过一劫。后来听说义军往南走了,就一路追来。”他顿了顿,“沈少爷可能不记得我了,三年前,我在沈府教过半年书,教的是西学。”
沈砚之仔细看了看,果然有些眼熟。三年前父亲确实请过一位西学先生,但只教了半年就走了,说是要去天津。
“原来是李老师。”他客气了些,“您怎么又回山海关了?”
“辛亥年,天下大变,我以为山海关会是北方革命的起点,就回来了。”李文轩叹了口气,“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令尊的事,我听说了,请节哀。”
沈砚之点点头:“李老师来找我,不只是为了投奔吧?”
李文轩从怀里掏出一封信:“这是我在天津时,一位朋友托我转交的。他叫孙文。”
这个名字让沈砚之和程振邦同时一震。
孙文,孙逸仙,同盟会总理,南方革命军的灵魂人物。
沈砚之接过信,拆开。信不长,只有一页,但字字千钧:
“砚之吾弟:闻山海关光复,北地震动,兄心甚慰。今南方义军已克南京,正筹建政府。然北洋军势大,独木难支。望弟速挥师南下,与我会师金陵,共图大业。若事不谐,可转道山东,与齐鲁义军汇合。革命成功,在此一举。兄文手书。”
信的最后,盖着同盟会的印章。
沈砚之看完,把信递给程振邦。程振邦看完,沉默良久。
“孙先生的意思是,让咱们去南京。”沈砚之说。
“但南京太远。”程振邦摇头,“一路要穿过直隶、山东、江苏,全是清军控制区。咱们这五千人,走不到一半就得打光。”
“所以孙先生也说了,可以去山东。”沈砚之指着地图,“山东有革命党活动,去年就闹过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基础还在。咱们去山东,与当地义军汇合,站稳脚跟,再图南下。”
“山东...”程振邦沉吟,“倒是个选择。从石门镇往东,到渤海湾,找船去烟台或威海,那里是租界,清军不敢乱来。”
两人达成共识。接下来要做的,是搞船。
李文轩主动请缨:“我在天津认识几个船主,做的是走私生意,经常往来于渤海湾。如果价钱合适,他们应该愿意接这趟活。”
“钱不是问题。”沈砚之说,“山海关抄出来的银子还有不少。但时间紧迫,必须三天内搞到船。”
“我这就去办。”李文轩说,“但我需要几个人手,还要一笔定金。”
沈砚之给了他一包银子,约莫五百两,又派了沈安带五个机灵的乡勇跟他一起去。李文轩连夜出发,往东边的海岸线去了。
安排好这一切,已经是深夜。沈砚之走出衙门,站在台阶上。石门镇的夜空很清澈,星星密密麻麻,像撒了一把碎银。远处传来海浪声,隐隐约约,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召唤。
这一路走来,每一步都在刀尖上跳舞。但奇怪的是,他并不害怕。反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感——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身后传来脚步声,程振邦也出来了。
“睡不着?”他问。
“在想以后的路。”沈砚之说,“到了山东,然后呢?去南京?还是留在山东发展?”
“走一步看一步吧。”程振邦点了一袋烟,火光在夜色中明灭,“革命这种事,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孙先生有孙先生的计划,咱们有咱们的实际情况。最重要的是,不能把队伍打光了。有人,才有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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