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
他拍了拍沈砚之的肩膀：“你父亲当年要是怕没意义，就不会参加戊戌变法，就不会被发配到山海关。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
沈砚之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砚之，这天下要变了。爹看不到了，但你能看到。记住，不管多难，都要走下去。”
“我明白了。”他说。
夜幕完全降临时，沈砚之回到临时指挥部——原来的关城衙门。大堂里点着几盏油灯，几个参谋正在整理文件，打包地图。见他进来，都站起来。
“都坐。”沈砚之摆摆手，“准备工作怎么样了？”
一个年轻的参谋递过来一份清单：“干粮准备了五天的量，主要是炒米、烙饼和咸菜。弹药方面，步枪子弹每人平均四十发，机枪子弹还剩五千发，手榴弹八百颗。另外，从清军那里缴获的四门山炮，带两门走，炮弹六十发。剩下的两门和多余炮弹，都埋起来了。”
“医疗物资呢？”
“不多。”参谋脸色沉重，“止血粉、纱布、酒精，只够轻伤员用。重伤的...只能听天由命了。”
沈砚之沉默片刻：“尽量多带些草药，路上可以采集。”
“是。”
另一个参谋说：“百姓那边出了点问题。有些人家不愿意走，但也不愿意领救济粮，说要留在家里等死。还有些人，家里有老人走不动，但又不愿意把老人留下...”
“走不动的老人，实在没办法，只能留下。”沈砚之硬起心肠，“多给些粮食银钱，托邻居照顾。至于那些不愿领救济的...不强求，人各有命。”
处理完军务，沈砚之走到后堂。这里原来是知府的住处，现在空荡荡的，只剩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个包袱，那是他的随身物品：几件换洗衣裳、父亲留下的一本书、还有那枚从父亲手里接过的、刻着“精忠报国”的铜印。
他拿起铜印，手指摩挲着上面的字。这枚印，父亲用了一辈子，现在传到了他手里。父亲曾说：“这印不重，但责任重。拿着它，就要对得起上面的四个字。”
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
“进来。”
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姓周，是关城里的私塾先生，也是沈家的世交。沈砚之起义时，周先生第一个响应，帮忙联络乡绅，安抚百姓。
“周先生，这么晚了，还没休息？”沈砚之起身相迎。
周先生摆摆手，在椅子上坐下，喘了口气：“睡不着啊。砚之，我决定不走了。”
沈砚之一愣：“为什么？清军来了，不会放过你的。”
“我知道。”周先生苦笑，“我教了一辈子书，弟子遍布关城。清军来了，肯定会拿我开刀，杀鸡儆猴。但正因如此，我才不能走。”
他看着沈砚之，眼神里有一种老人的智慧：“你们走了，关城不能没人。得有人留下来，安抚百姓，应付清军，尽量少死些人。我老了，走不动了，就让我做这件事吧。”
“可是——”
“别劝我。”周先生打断他，“我这把年纪，早就活够了。能为关城百姓做点事，死也值了。倒是你，砚之，这一路千难万险，你要保重。”
他站起身，从怀里掏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这是我这些年写的一点东西，关于用兵、治民的心得。你带着，路上看看，或许有用。”
沈砚之接过册子，封面已经磨损，但里面的字迹工整清晰。他握着册子，感觉有千斤重。
“周先生...”他声音哽咽。
“别这样。”周先生拍拍他的肩，“大丈夫行事，当断则断。你父亲要是还在，也会支持你的决定。去吧，带着大家南下，打出一片新天地。关城这里，有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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