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时冲在最前面，腿上中过弹，留下伤，走路有点瘸。但每次列队，他都站得最直。
“人呢？”
“在医院。我去看了，腿保不住了，要截肢。”程振邦的声音在发抖，“他才二十六岁，二十六岁啊！”
房间里安静下来。窗外的秦淮河上传来歌女的唱曲声，咿咿呀呀的，唱的是“春花秋月何时了”。沈砚之突然觉得那声音刺耳，像针一样扎在心上。
“去北京的事，什么时候定？”他问。
“命令已经下了，就这几天。”程振邦看着他，“你要是不想去，我想办法。就说你身体不好，需要休养，在南京挂个闲职……”
“我去。”沈砚之说。
程振邦愣住。
“袁世凯既然想把我放在眼皮子底下，那我就去。”沈砚之放下茶杯，站起来走到窗边。暮色四合，总统府的轮廓在黄昏里渐渐模糊，“程兄，你还记得咱们在山海关起事那天晚上，说过的话吗？”
“记得。你说，这条路难走，但必须走。”
“对。”沈砚之转过身，眼睛里映着最后一抹天光，“现在这条路更难走了。明枪换成了暗箭，战场换成了官场。但路还得走。”
他走到程振邦面前，握住这位老战友的手：“我去北京。你在南京，把咱们这支队伍带好，能保住多少是多少。下面的兄弟，愿意回乡的，多发点饷银，别亏待他们。愿意留下的，你多照应，别让他们受北洋的人欺负。”
“可是砚之，北京那是龙潭虎穴……”
“龙潭虎穴也得闯。”沈砚之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程振邦从未见过的冷峻，“袁世凯想看住我，我也想看看他。看看这位袁大总统，到底要带这个国家往哪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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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沈砚之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月台上送行的人不多。程振邦来了，带着几个从山海关一路跟来的老兄弟。周文斌也在，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眼睛红红的，沈砚之把他留在南京，跟程振邦。
“团长，您一个人去北京，我不放心。”周文斌说着，声音有些哽咽。
“有什么不放心的。”沈砚之拍拍他的肩膀，“北京是首都，天子脚下，还能把我吃了不成。你在程旅长身边，好好干，多学本事。”
火车汽笛响了。沈砚之提起简单的行李——一个藤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裳，几本书，还有父亲留下的那把佩剑。临上车前，程振邦塞给他一个布包。
“什么东西？”
“南京的盐水鸭，路上吃。”程振邦说，顿了顿，又压低声音，“鸭肚子里有东西，到了北京再看。”
沈砚之会意，点点头，转身上了车。
火车开动了。南京的城墙、秦淮河、总统府，都在车窗外向后掠去，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片模糊的轮廓。沈砚之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渐浓的暮色，想起三个月前，他第一次来到南京时的情景。
那时是冬天，但南京城热气腾腾。满街都是剪了辫子的人，穿着新式的衣裳，见面就喊“同志”。孙中山在总统府宣誓就职，他站在人群里，听着那句“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热血沸腾。
三个月，不过九十天。
一切都变了。
火车在夜色里向北行驶。车厢里人不多，大多是商人、官吏，也有几个穿着长衫的读书人，聚在一起低声议论时政。沈砚之闭上眼睛假寐，耳朵却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
“听说了吗？唐绍仪辞职了。”
“这才当了几天的内阁总理？有一个月吗？”
“二十八天。说是跟袁世凯不合，政见不同。”
“什么政见不同，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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