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龙袍都准备好了！什么共和，什么民国，都是幌子！他要把中国，变成他们袁家的天下！”
“那也要等。”沈砚之也站起来，声音压得很低，却字字清晰，“等他称帝，等他失去人心，等天下人群起而攻之。那时候再反，才是顺天应人。现在反，是以下犯上，是叛乱。天下人会站在哪一边？那些老百姓，那些读书人，那些商人，他们会支持谁？”
程振邦停下脚步，看着他，眼神复杂。有愤怒，有不甘，也有悲哀。
“砚之，你变了。”许久，他说，“在山海关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那时候，你说干就干，天不怕地不怕。现在，你学会了权衡，学会了妥协，学会了...”
“学会了活着。”沈砚之接过话，声音疲惫，“振邦，死很容易。一颗子弹，一条命，就完了。可活着，把想做的事做完，把该做的事做好，很难。我在陆军部，看着他们勾心斗角，看着他们争权夺利，我也恶心，也憋屈。可我不能走。我走了，谁给南边的弟兄说话？谁在裁军的时候，替他们争一争，抢一抢？是，我变胆小了，变谨慎了。可我没变心。我还是我，还是那个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事的沈砚之。”
他说得很慢，很认真。程振邦看着他，眼里的愤怒一点点褪去，只剩下深深的疲惫。
两人都沉默了。窗外的北京城，灯火点点，像天上的星子落了一地。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悠长，苍凉，像这个时代的叹息。
“段祺瑞的饭局，你去吗？”沈砚之问。
“去。”程振邦重新坐下，端起那杯凉了的茶，一饮而尽，“为什么不去？看看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听听他们开什么价。知道了价码，才好还价。”
“我跟你一起去。”
“不，你别去。”程振邦摇头，“你是陆军部的人，去了，他们会防着你。我一个人去，反而自在。再说了，万一谈崩了，撕破脸了，你在场，反而难做。”
沈砚之知道他说得对。他在场，程振邦是客，他是主。客人可以翻脸，主人不能。这是规矩。
“那你自己小心。”他只能这么说。
“放心，死不了。”程振邦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苍凉，“袁世凯还要用我来安抚南方的那些将领，不会现在动我。顶多软禁，或者给个闲职，养起来。等兵权交出去了，再慢慢收拾。”
他说得轻松，沈砚之却听得心惊。这正是他最担心的。可看程振邦的样子，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
“有件事，要托付你。”程振邦从怀里掏出封信，递过来，“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回不去了，你把这封信，交给南京的孙先生。告诉他，我程振邦，对得起革命，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他。”
沈砚之接过信，很薄，就一页纸，可拿在手里，却重得抬不起手。
“不会的。”他说，不知道是在安慰程振邦，还是在安慰自己，“不会到那一步的。”
“但愿吧。”程振邦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夜色，“砚之，你还记得山海关起义那天晚上吗？下着雪，好大的雪。咱们站在城楼上，看着底下的火把，一片一片，像星河似的。你说，等革命成功了，天下太平了，要请所有的弟兄喝酒，喝最好的酒，喝到天亮。”
沈砚之记得。那天晚上，雪很大，风很冷，可心里是热的。三千弟兄，三千条好汉，站在他身后，等着他一声令下。那一声“起义”，喊出来的时候，整个山海关都在震动。
“记得。”他说。
“我也记得。”程振邦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可我现在想，那酒，怕是喝不上了。那些弟兄，死的死，散的散，没几个还在了。剩下的，也要被裁了，回家了。家在哪呢？有家可回吗？”
沈砚之说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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