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这张纸看了无数遍，每一个字都刻在了脑子里。他想起一年前，也是这样的冬天，他在南京见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以为自己看到了一个新世界的黎明。孙中山宣誓就职的时候，他在台下站着，周围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军官、学生、工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光芒——那种光芒叫做希望。

    他们以为，打倒了清廷，一切就会好起来。

    他们以为，共和一旦建立，就不会再有人能骑在四万万人的头上。

    他们错了。

    清廷倒了，但骑在他们头上的人还在。只不过换了一身衣服，换了一个名号，换了一种手段。袁世凯比慈禧太后更精明，比摄政王更狠辣。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妥协，什么时候该翻脸，什么时候该笑着捅你一刀。

    沈砚之把那张纸重新折好，塞回怀里。

    “参谋长。”赵德柱端着一碗热水走过来，递给他，“喝口水，暖暖身子。”

    沈砚之接过碗，喝了一口。水是山泉烧的，带着一股清甜的味道，烫得他舌尖发麻。

    “赵大哥，”他说，“你跟了程师长多少年了？”

    赵德柱在他旁边坐下，想了想。“光绪二十六年开始跟的。那年义和团闹得凶，关外也不太平，程师长在锦州招兵，我就去了。算起来，十三年了。”

    “十三年，”沈砚之说，“打了多少仗？”

    赵德柱咧嘴笑了一下，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记不清了。打俄国人，打清兵，打土匪，现在打袁世凯。反正谁不让咱好好过日子，咱就打谁。”

    “有没有想过不打了？”

    赵德柱沉默了一会儿，把手里那碗水喝干了，用袖子擦了擦嘴。

    “想过。”他说，“民国刚成立那会儿，程师长跟我说，兄弟，天下太平了，你可以回家种地了。我就真的回了家。可在家待了不到半年，浑身不得劲。地也不会种了，庄稼也不认识几样了，跟村里人说话也说不到一块去。后来听说袁世凯要当皇帝，我一拍大腿——得，这天下还是不太平。就又跑出来了。”

    他看了沈砚之一眼。“参谋长，你说我是不是贱？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出来扛枪卖命。”

    沈砚之摇了摇头。“你不是贱。你是放不下。”

    “放不下什么？”

    “放不下这个国家。”沈砚之说，“你打了十三年仗，不是因为你喜欢打仗，是因为你希望有一天，你的儿子不用再打。”

    赵德柱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在火光的映照下，有一种粗粝的、笨拙的温暖。

    “参谋长，你说话跟程师长一个味儿。”他说，“程师长也说过差不多的话。他说，咱们这一代人，命苦，生在乱世，不打不行。但咱们打了，下一代人就不用打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雪。“我去前面看看探路的回来了没有。参谋长，你歇一会儿，天亮之前还得赶路。”

    赵德柱走远了。沈砚之一个人坐在石头上，看着面前的篝火。火苗在风中摇摇晃晃，像随时都会灭掉，但每次摇晃之后，又顽强地重新立起来。

    他想起父亲。

    父亲死的时候，他十五岁。那天父亲把他叫到床前，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短剑，塞到他手里。短剑的剑鞘是铜的，已经生了绿锈，但剑刃还是亮的，上面刻着四个字——“驱除鞑虏”。

    “这是你爷爷传给我的，”父亲说，声音很弱，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你爷爷传给我，我传给你。咱们家三代人，就干了这一件事。”

    “爹，你放心吧。”十五岁的沈砚之说，声音还在变声期，沙沙的，像砂纸磨过木头。

    父亲笑了。那是沈砚之记忆中父亲最后一次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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