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回来了，手里拎着个包袱。他走到沈砚之面前，打量了几眼，点点头：“跟我来。”
老刘扶起沈砚之，跟着胖老头进了里屋。里屋很简陋，一张床，一张桌子，墙上挂着关公像。胖老头把包袱放在桌上：“衣服，药，还有干粮。药是西药，盘尼西林，我从租界的洋行弄来的，贵，但管用。”
沈砚之打开包袱，里面是一套半旧的蓝布长衫，一顶瓜皮帽，还有一小瓶药片，几块银元，几个烧饼。
“多谢。”沈砚之拿出银元，“多少钱？”
胖老头摆摆手：“老刘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钱的事，别提。”
“这……”
“沈先生，”胖老头看着他，“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老刘说了，你是干大事的。我马老三没啥本事，就会在码头混口饭吃。但我也知道，这世道，得变。你们年轻人去变，我们这些老家伙，能帮一点是一点。”
沈砚之深深鞠了一躬。
“别别别，”马老三赶紧扶住他，“你这伤重，别乱动。这样，你先在这儿歇一晚，明天早上有船去上海。船是我的一个侄子开的，客船，你混在客人里，安全。”
“上海？”沈砚之一愣，“可我要去南京。”
“南京打起来了，水路走不通。”马老三说，“先去上海，再从上海转道去南京。上海租界多，查得松，好走。”
沈砚之想了想，点头：“好。”
“那你就住这儿。”马老三说，“我去给你弄点吃的。老刘，你跟我来，帮我搭把手。”
两人出去了。沈砚之在床边坐下，看着桌上的包袱。蓝布长衫，瓜皮帽，这是典型的商人打扮。他把自己的破棉袄脱下来，换上长衫。长衫有点大，但还算合身。他又戴上瓜皮帽，对着墙上的破镜子照了照。
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眼窝深陷，脸颊消瘦。脸上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双眼睛。眼睛里有血丝，但眼神很亮，像两点炭火。
这就是现在的沈砚之。一个伤痕累累、前路未卜的革命者，一个被全国通缉的“乱党”，一个要去南方寻找希望的逃亡者。
他拿起那瓶盘尼西林，倒出两片，和水吞下。药很苦，苦得他皱起眉头。但他知道，这药能救命。
外面传来脚步声，是老刘和马老三回来了，端着两碗面。面是打卤面，卤子里有肉末、黄花菜、木耳，香气扑鼻。
“趁热吃。”马老三把碗放在桌上，“吃完了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我送你去码头。”
沈砚之端起碗，大口吃起来。面很香，肉很多，是他这几天吃得最好的一顿。他吃得很急，差点噎着。老刘拍拍他的背：“慢点，慢点。”
一碗面下肚，身上暖和了，力气也回来了一些。沈砚之放下碗，看着老刘和马老三：“二位的大恩，沈某记下了。若有来日，定当报答。”
“说这些干啥。”老刘摆摆手，“沈先生，我就一句话：活着到南边，把你想干的事干了。让我儿子，让我，让千千万万像我们这样的人，没白死，没白活。”
马老三点点头：“对，就是这个理。”
沈砚之看着这两个素昧平生的普通人。他们没有读过多少书，不懂什么大道理，但他们知道，这世道该变。他们愿意帮一个陌生人，冒着杀头的风险，不为钱，不为利，只为了心里那点念想。
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沉默的大多数，承受着一切，也孕育着一切。
夜深了。沈砚之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更鼓声。天津的夜不安静，远处有轮船的汽笛，近处有妓女的歌声，还有巡夜的梆子声，一声，又一声。
他想起北京，想起陆军部那间小小的办公室。想起每个深夜，他坐在发报机前，滴滴答答地敲着电键。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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