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强渡。
“旅座。”程振邦走过来，递给他一支烟，“抽一口，提提神。”
沈砚之接过烟，就着程振邦的火柴点燃，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夜色中散开，带着一丝苦涩。
“老程，”沈砚之突然说，“还记得山海关那一仗吗？”
“怎么不记得。”程振邦也点了一支烟，“那天晚上也是这么冷，雪下得老大。咱们三千多人，打八千清军，硬是把山海关拿下来了。那时候咱们有什么？土枪土炮，大刀长矛。清军有什么？洋枪洋炮，还有骑兵。”
“那仗咱们赢了。”
“是啊，赢了。”程振邦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因为咱们不怕死。清军怕死，咱们不怕。打仗就是这样，你怕死，就真死了；你不怕死，反而死不了。”
沈砚之也笑了。他拍拍程振邦的肩膀：“二十年了，你还是这句话。”
“话糙理不糙。”程振邦说，“旅座，你放心，这一仗咱们也能赢。孙传芳的兵都是抓壮丁抓来的，吃空饷，喝兵血，当兵的饭都吃不饱，谁给他卖命？咱们不一样，咱们是革命军，是为老百姓打仗的。当兵的有饭吃，有衣穿，受了伤有军医治，战死了家里有抚恤。这仗，咱们凭什么输？”
沈砚之点点头，没有说话。他看着黑暗中集结的部队，一个个模糊的身影，在秋夜的寒风中挺立着。这些兵，有的才十七八岁，还是孩子；有的已经四五十岁，胡子都白了。他们来自天南海北，说着不同的方言，但此刻，他们站在这里，准备用生命去强渡这条大江。
为了什么？
为了革命？为了三民主义？为了新中国？
沈砚之不知道他们懂不懂这些大道理。但他知道，他们相信他，相信跟着沈旅长，就能打胜仗，就能活下去，就能过上好日子。
这就够了。
“旅座，筏子准备好了。”一个参谋跑来报告，“扎了八十多个，加上十二条船，一次能渡过去一千人左右。”
“渔民呢？”
“找了三十多个老船工，都是在这江上跑了一辈子的，熟悉水路。”
沈砚之看看怀表，凌晨两点。离拂晓还有三个小时。
“传令下去，”他说，“第一波，我带一营上。老程，你在南岸指挥，等我们在北岸打出信号，你再带第二波上。”
“旅座，这不行！”程振邦急了，“你是旅长，应该在南岸指挥全局。我带一营上！”
“别争了。”沈砚之摆摆手，“这一仗，我必须上。二十年前，我带着你们从山海关打出来；二十年后，我也要带着你们打过长江去。这是承诺。”
程振邦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口。他了解沈砚之，一旦决定了，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凌晨三点，江边。
八十多个木筏和十二条木船在江边一字排开。木筏是用门板、床板、棺材板扎成的，简陋得可怜，但在夜色的掩护下，像一群沉默的巨兽，趴在江边，等待着冲锋的命令。
一营的八百多名士兵已经登上了筏子和船。他们穿着单薄的军装，背着步枪，腰间挂着手榴弹，静静地坐着，没有人说话。江风吹来，带着水腥味和寒意，有人打了个哆嗦，但很快又挺直了腰板。
沈砚之站在最前面的一条木船上。他已经脱掉了将官服，换上了一身普通士兵的军装，但腰间的****还在。船头，一个老船工正在检查船桨，他的脸上满是皱纹，手像枯树枝，但握桨的手很稳。
“老伯，贵姓？”沈砚之问。
“免贵，姓陈。”老船工头也不抬，“长官，你放心，我在这江上划了四十年船，闭着眼睛都能过去。”
“这一去，可能就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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