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上刚刚穿透云层的第一缕阳光。
“哥，你还记得爹临死前说的话吗？”
沈砚之的身体微微僵了一下。
他当然记得。那是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天。清军的刀斧手将父亲押上刑场，父亲回头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一句话：“砚之，照顾好你妹妹，让她读书。”
那一年，沈砚之十二岁，沈若薇只有四岁。
“爹让我读书。”沈若薇的声音很轻，“我读了。你送我去私塾，后来又把送到新式学堂，我都读了。读完之后我就在想，我读了这么多书，难道就是为了嫁个好人家，然后在家相夫教子吗？”
她转过头，看着沈砚之。
“我读的书告诉我，这个国家病了。女人裹小脚是病，男人留辫子是病，当官的贪赃枉法是病，老百姓饿肚子是病。哥，你在做的是给这个国家治病的事。我跟着你，就是在给这个国家治病。这比嫁人重要。”
沈砚之的眼眶有些发红，但他忍住了。
他没有再说话，只是将围巾展开，轻轻地围在了沈若薇的脖子上。
“海上风大。”他说，“你戴着。”
长崎丸在海上航行了三天两夜。
第三天傍晚，船缓缓驶入黄浦江。沈砚之站在甲板上，看着两岸的景色。外滩的洋行大楼灯火通明，江面上穿梭着大大小小的船只，码头上工人扛着货包来来往往，一片繁忙景象。
但在这片繁华底下，他嗅到了一种说不出的腐朽气息。
江边停着几艘军舰，桅杆上挂着五色旗——袁世凯政府的旗帜。岸上有巡警在巡逻，腰间别着枪，眼神警惕地扫视着每一个下船的旅客。
“不要紧张。”沈砚之低声对程振邦说，“我们的证件是东京那边做的，应该没问题。”
程振邦点了点头，将手里的行李袋换了个姿势，挡住了腰间那把手枪的轮廓。
四人混在旅客中下了船，经过海关检查口时，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巡警拦住了他们。
“证件。”
沈砚之将提前准备好的证件递过去。证件上写的名字是“王德明”，职业是“商人”，籍贯是“浙江宁波”。照片是他本人的，但经过特殊处理，眉眼之间做了细微的修改，不仔细看认不出来。
巡警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又抬头看了看沈砚之的脸。
“你是做哪行生意的？”
“丝绸。”沈砚之的回答简洁而自然，“杭州那边的货，运到上海来卖。”
巡警又看了他几秒钟，将证件还给了他。
“走吧。”
四人快步走出码头，在路边拦了一辆人力车。车夫问去哪里，沈砚之说了一个地址——法租界的一间小旅馆，是黄兴告诉他的，那里是革命党在上海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车子在法租界的街道上穿行。这里的氛围和公共租界完全不同，街道两旁种着法国梧桐，路上的行人穿着也更体面一些。巡捕房里走出来的是安南巡捕，戴着标志性的白色头盔。
到了旅馆，沈砚之开了两个房间。他和程振邦一间，沈若薇单独一间。
安顿下来之后，程振邦问他：“下一步怎么走？”
沈砚之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街道。一个卖香烟的小贩在路灯下吆喝，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从一辆黑色轿车里下来，一个乞丐蜷缩在墙角，身上盖着一张破报纸。
“先找到联络人。”沈砚之说，“孙先生说国内已经布置好了，会有人来找我们。”
“什么时候？”
“不知道。可能在今天，可能在明天，可能在一个月后。”沈砚之转过身，“在这之前，我们哪儿也不去，谁也不见。”
他们在旅馆里等了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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