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坐。”沈砚之摆摆手，脱了大衣，挂在门后的钉子上。大衣上沾满了尘土，一拍，屋里腾起一股灰。
“会开得咋样？”问话的是副师长陈启明，辽东人，跟沈砚之从山海关打出来的老兄弟。他四十出头，脸上有道疤，从左眉划到嘴角，是在山海关攻城时被流弹划的。
沈砚之在炭盆边坐下，伸手烤火。手冻僵了，凑到火边，又刺又痒。“裁了。”他说，声音很平静，“独立旅，一千五百人编制。三天后造册上报，余者遣散，每人二十银元。”
屋里死一般的静。只有炭火噼啪响了一声，爆出几点火星。
“一千五百人...”陈启明重复着，声音发干，“咱们现在，实有六千四百二十七人。”
“我知道。”
“那多出来的...”
“自己养。”沈砚之说，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垦荒，筑路，开工厂，干什么都行，总之，不解散。”
军官们面面相觑。半晌，一个年轻参谋小声说：“师座，养四千多人...钱从哪来？”
“找。”沈砚之只说了一个字。
“可这...这是抗命啊。”说话的是军需官老周，五十多岁，前清就在军队里管账，打得一手好算盘。他搓着手，脸上皱纹挤成一团，“陆军部的裁军令，那是大总统签了字的。咱们阳奉阴违，万一上头查下来...”
“查下来，我顶着。”沈砚之打断他，“但人，一个不能散。散了，他们就真成流民了，要么饿死，要么为匪，祸害百姓。咱们当初起兵，为的不就是让百姓有活路吗？现在倒好，自己先把弟兄们往死路上逼？”
没人说话了。炭火的光在每个人脸上跳动，明暗不定。屋外起了风，呼呼地吹过土墙，吹得窗纸哗哗响。
“师座，”陈启明开口，声音很沉，“您说怎么干，咱们就怎么干。只是这钱...是燃眉之急。眼下营里，存粮只够吃半个月。饷银，欠了三个月。弟兄们嘴上不说，可心里...”
“我知道。”沈砚之站起身，走到墙边。墙上挂着一张简陋的华北地图，是他自己手绘的，上面用红蓝铅笔标着驻防点和行军路线。他盯着地图看了一会儿，忽然问：“通州城里，最大的粮商是谁？”
“姓赵，赵半城。”老周立刻说，“城里一半的米店都是他开的。这人前清时就是粮道，民国了，改做买卖，可路子还通着。听说，跟陆军部王司长是姻亲。”
“王胖子？”沈砚之挑眉。
“对，就他。”
沈砚之笑了，笑意很冷。“好，明天我去会会这位赵半城。”
“师座，您要...”陈启明欲言又止。
“借粮。”沈砚之说，转过身，炭火的光在他背后，把他整个人衬成一个黑色的剪影，“不白借，打借条，等有了钱，连本带利还。”
“可他会借吗？”年轻参谋怀疑，“咱们现在...说难听点，是落水狗。谁肯把钱借给落水狗？”
“那就让他不得不借。”沈砚之走回炭盆边，坐下，伸手烤火。火光在他眼里跳动，像两簇小小的、不肯熄灭的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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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沈砚之换了身便装——灰布长衫，黑布鞋，戴顶旧毡帽，像个教书先生。程振邦要跟着，他不让，只带了两个卫兵，也都换了便装，远远跟着。
通州城不大，一条主街，两旁是店铺。年关近了，街上热闹起来，卖年画的，卖灶糖的，卖鞭炮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沈砚之走在人群里，看着那些为年货讨价还价的百姓，心里有些恍惚——好像战争是很久远的事了，好像那些流血和死亡，都不曾发生过。
赵家米店在街中心，三开间的门脸，黑漆金字招牌，气派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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