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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战争结束后的第三个月,沈砚之收到了蔡锷临终前写给他的信。信是由松坡将军的副官辗转送来的,信封上沾着滇南的泥土和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的旧痕。沈砚之拆开的时候,手指在信封口上停了很久——他知道这封信意味着什么,那个在日本振臂高呼“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的松坡将军,那个在川南战场上骑马冲在最前面的蔡锷,已经不在了。
信很短,字迹潦草却苍劲,看得出是病榻上强撑着写的。沈砚之逐字读下去,读到“锷负国家,负诸君,负滇中父老”时,喉头动了一下;读到“愿诸君勿以锷为念,以国家为念”时,他的目光停在纸面上,久久没有移开。最后一行字几乎难以辨认,像是耗尽了一个人最后的力气:“砚之,护国一役赖君之力甚多。君年最少,志最坚,前途亦最远。西南子弟,望君善视之。松坡绝笔。”
沈砚之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昆明的秋天,天高云淡,远处滇池的水面在夕阳下泛着金色的碎光。这个季节的云南不冷也不热,风从湖面上吹过来,带着一股淡淡的芦苇香。他站了很久,久到身后的勤务兵以为他睡着了,蹑手蹑脚地进来给煤油灯添油。
“小张。”他忽然开口。
“到!”
“去把程振邦请来。还有赵参谋长,李旅长,都请来。”
“是!”
小张转身要走,又被沈砚之叫住。“等一下,”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块银元放在桌上,“去街上买几斤卤牛肉,再打两壶酒。要好酒,别拿那种掺了水的糊弄我。”
小张看看银元又看看沈砚之,嘴巴动了动,没敢问。他跟了沈砚之四年,知道这位长官从来不喝酒——不是不能喝,是不喝。当年在南京的庆功宴上,孙中山先生亲自敬的酒他也只是沾了沾嘴唇。今天主动要酒,要么是天大的喜事,要么是天大的事。
他没敢问,拿起银元跑了出去。
程振邦来得最快。他刚从城外军营回来,一身风尘仆仆的灰布军装还没换下,裤腿上全是骑马溅的泥点子。一进门看见桌上摆着的酒肉,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自己拉了把椅子坐下来。
“怎么了?日本人又搞什么幺蛾子了?”
“松坡将军走了。”沈砚之把信递给他。
程振邦看完信,沉默了很长时间。他比沈砚之大十岁,今年已经四十一了,两鬓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上了几根白发。护国战争的时候他在川南被炮弹弹片削掉了一只耳朵的上半截,从那以后他就把头发剃得很短,整个人看起来反而更精神了。
“一个时代结束了。”程振邦把信放在桌上,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仰头灌下去。他是北方人,喝酒跟喝水似的,脸上没有半点反应。
“一个时代结束了。”沈砚之重复了一遍,然后坐回椅子上,十指交叉搁在桌面上,“但下一个时代还没来。松坡将军走了,护国军的番号不知道能保留多久。北京那边段祺瑞当上了国务总理,他是北洋的人,早晚要对西南动手。我们要在这之前,把该做的事做了。”
“你说。”程振邦放下杯子,坐直了身体。
“我想办一所军校。”
门被推开,赵参谋长和李旅长刚好听见最后这句话。两个人对视一眼,赵参谋长把军帽摘下来放在桌上,坐到程振邦旁边。李旅长是个急性子,人还没坐下就问:“办军校?咱们这点家底,办得起军校?一没教官二没教材三没钱,光这三样就够呛。”
沈砚之等他坐下之后,不紧不慢地开了口。他的声音不高,但在这间不大的房间里落地有声,每一句都像是早就想好了的,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说出来。
“教官,我们自己有人。护国军里打了两年仗的老兵,从连长到旅长,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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