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把对面压回去了。”程振邦说到这里笑了一下，“后来我问你怕不怕，你说怕，但你更怕你爹在天上看着你怂。”
沈砚之没有说话。
“后来我想通了。看不看得见太平，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但后人一定会问——宣统垮台、袁贼窃国、军阀割据的那些年，有没有人拿命去挡过？有没有人明知看不见天亮，还在黑夜里点过一盏灯？”程振邦伸出三根手指，“四个字——有。沈砚之。够不够？够了。”
院子里安静了很久。夜风把院子外那棵桂花树的香气送过来，甜丝丝的，跟北方的风完全不一样。沈砚之闻到这个味道，忽然想起了山海关的冬天。那些滴水成冰的夜晚，他在城楼上站岗，风像刀子一样割脸，嘴里呼出的白气在围巾上冻成了冰碴。那时候他觉得山海关就是全天下最冷的地方。后来去了川南，在泥泞的战壕里蹲了四十九天，又觉得山海关的冷不算什么，至少是干冷。而现在，他终于等到了西南的秋天。
“程兄。”
“嗯？”
“你刚才说我白了三根头发。”
“怎么，我数错了？”
“我三十二了。”沈砚之低下头，月光落在他头顶，果然有三根银丝在黑色短发里若隐若现，“我爹三十二岁的时候还在山海关当副将，每天巡城、练兵、喝点小酒，最大的烦恼是关外的马匪和朝廷克扣的军饷。他是四十五岁那年才开始干大事的——响应武昌起义，在山海关起兵。那年我已经二十岁了，站在他旁边帮他擦枪，心里想的是明天能不能打赢。”
他顿了顿，抬头看着那轮冷月。
“现在我三十二了，干的事比他还多，却没有他那么从容。他起兵那天早上，我娘在厨房给他煮了一碗面，他吃完面把碗一推，说‘走了’，然后就走了。那碗面还冒着热气。后来他死在战场上，我给他收尸的时候他脸上还挂着笑，好像只是睡着了，做的梦里有山海关的城楼和我娘煮的面。我有时候想，他到底怕不怕？他怕不怕自己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改变？”
程振邦沉默了一会儿，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拍了拍沈砚之的肩膀。
“你爹不怕。”他说，“他死的时候你在旁边。你活着，他就不怕。你活着，他就不算白死。”
沈砚之的喉结动了一下。他没有哭，但他的眼睛在月光下湿了一层，亮晶晶的，像是夜露落在了冷杉的针叶上。过了很久他点了点头，然后又点了一次。
“进去吧，”他说，“明天还要选校址。”
西南讲武堂的校址选在了昆明北郊一座废弃的清军营房。营房是光绪年间建的，后来清廷撤了这里的驻军，房子就空了下来，屋顶塌了好几处，院墙被附近的老百姓拆了砖去垒猪圈，操场上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风吹过去像一片荒原上的绿色波浪。
沈砚之站在操场正中间，拿着图纸对程振邦说：“这里，一排六间教室。后面两排做宿舍。东边建操场和射击场，西边修马厩和器械库。大门朝南，门楣上刻四个字——明耻教战。”
“明耻教战。”程振邦重复了一遍，“这个校训够硬。”
“不是校训。”沈砚之收起图纸，“是座右铭。校训是另外八个字。”
“哪八个？”
“‘文武兼修，爱国为民。’”
程振邦把这八个字在嘴里念了两遍，点头：“好。比那些文绉绉的实在。”
开学典礼定在腊月初八。
那天早晨昆明天上飘了一层薄薄的霜，操场上站着一百三十七名第一期学员。这些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护国军里选送来的优秀士兵，有西南各县保送来的农家子弟，有从沦陷区徒步千里来投军的流亡学生，还有十多个从南洋归国参加革命的华侨青年。年龄最大的三十四岁，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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