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在马上回头冲弟兄们喊“打下山海关，咱们就是北方光复第一枪”。那时候他以为打完清廷就完事了，以为共和就是共和，以为革命成功了天下就是老百姓的。十年了，枪声从来没停过，只是开枪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靶子还是同一群人。
“叙府拿下之后，你想干什么？”程振邦也站起来。
“拿下之后？”沈砚之望向叙府城墙，城墙在暮色里黑魆魆的，像一道巨大而沉默的伤疤，“拿下之后派人给蔡将军送信，请他拨一个营的兵力接管城防。咱们休整三天，然后往东南方向推进，争取在除夕之前拿下古宋。”
“我问的不是这个。”
沈砚之转过头看着他。
“我问的是，”程振邦把烟头弹进雪地里，烟头嗤的一声灭了，“叙府城破之后，城里那些北洋兵，你打算怎么办？”
这个问题不是随便问的。沈砚之知道程振邦问的是什么。泸州战役的时候，护国军俘虏了北洋军一个整编营，蔡锷下令全部遣散，每人发两块银元做路费，愿意留下的编入护国军，不愿意的自行返乡。命令是下了，但执行的时候出了岔子——押送俘虏的滇军连长有个弟弟死在北洋军手里，半路上把俘虏队里三个军官挑出来毙了，对外说是“企图逃跑”。蔡锷知道后大发雷霆，要军法处置，但滇军内部的压力太大，最后只给了个记过处分。
这件事在护国军里传得很开，底层士兵拍手叫好，中层军官装聋作哑，高层将领心知肚明但谁也不敢捅破。只有沈砚之这种从外省来的“客军”如鲠在喉——他们不是蔡锷的嫡系，没有滇军的人脉，靠着战场上的血汗在西南立足，如果军纪出了问题，第一个被推出来顶罪的就是他们。
“按军法办。”沈砚之说。
“按军法办？俘虏里要是有山海关的老北洋呢？”
“山海关的北洋军，辛亥年跟咱们打过。民国二年也打过。护国军起事的时候又打过。十年的时间，死了多少人？那些活下来的，有些还在当兵吃粮，有些早就回乡种地了。你怎么分？”
程振邦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分不了。”沈砚之替他答了，“所以只能按军法办。缴械的俘虏不杀，不虐待，不搜身，愿意留下的编入补充营，不愿留下的发路费走人。这是蔡将军定的规矩，也是护国军的脸面。”
“脸面。”程振邦苦笑了一声，“老刘死的时候，脸都没了，半张脸被铁丝网刮烂了。我给他收尸的时候拿布裹了又裹，还是能闻到血腥味。他跟我要脸面了吗？”
沈砚之没有回答。他把灰呢大衣的领子竖起来，往山坡下面走。走了两步又停住，侧过头，声音被风切成碎片，但程振邦还是听清了。
“老刘的抚恤金，从我私账上再补二十块。让马夫老孙带回他老家，交给他娘。”
程振邦看着他的背影在暮色里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战壕的拐角处。他把嘴里的草棍渣子吐干净，把散了的绑腿重新系好，系得很慢，像是在系一根永远系不紧的绳。
腊月二十六，叙府城破。
蔡锷亲自指挥的最后一轮炮击持续了一个时辰，叙府城南门的城墙被轰开了一道三丈宽的豁口。沈砚之带领突击队从豁口冲进去，在北洋军还没来得及组织有效抵抗之前就拿下了南门。巷战打了一个上午，北洋军守将刘存厚在城北的临时指挥所里开枪自尽，副将举白旗投降。
城破的那一刻，沈砚之正站在叙府县衙门口的石狮子旁边，面前跪了四十几个放下武器的北洋兵。他们的军服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脸上全是硝烟和冻疮，嘴唇干裂出血，眼睛空洞地看着地面。
程振邦站在他身后，手里握着枪，枪口朝下。
“传令下去。”沈砚之说，“俘虏全部集中到县衙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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