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货离开自己的视线。”
屋子里沉默了一阵。赵铁柱把枪套的搭扣打开，又扣上，反复了好几次。金属搭扣发出清脆的咔嗒声，在静默中格外刺耳。
“怕不怕？”沈砚之忽然问了一句。
赵铁柱愣了一下，然后咧嘴笑了。他笑的时候满脸的褶子都挤在一起，像一块被揉皱又摊开的粗布。“怕啥？咱们在山海关跟旗人打过，在川南跟北洋军打过。现在打的是卖国贼——这笔账算下来，死了都值。”
腊月十四，子时。月亮被云遮得严严实实，巩县兵工厂后门的铁轨上停着一列闷罐车，车头已经升了火，烟囱里突突地冒着黑烟，融进了同样漆黑的夜色里。装车从子时一刻开始。皖军的士兵押着民夫，把一箱一箱贴着“废铁”标签的木条箱从仓库里扛出来，码进闷罐车厢里。民夫们弯腰驼背，在刺刀的寒光下来回奔忙，呼出的白气在冷夜里凝成一团团雾。
沈砚之趴在离装车点三百米外的一座水塔顶上。塔顶的铁皮被夜风吹得嗡嗡作响，寒气透过棉袄直往骨头缝里钻。他举着一副从北洋军手里缴获的蔡司望远镜，一动不动地盯着装车现场。镜头里，一个穿着藏青色呢子大衣的矮个子***在月台上，手里拄着一根文明棍，身旁围着几个点头哈腰的皖军军官。那人的大衣领子翻得很高，遮住了半张脸，但沈砚之还是从他握文明棍的手势里认出了日本人——中国军官握棍子是用手指捏，这个人是用手掌包着棍头往下拄，那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教出来的标准姿势。
“一个。”他低声报数，旁边趴着的赵铁柱拿铅笔头在纸片上记。
“月台东边，两个便衣，腰间鼓着，有家伙。西边哨亭里还有一个机枪位——捷克式，一挺。”
赵铁柱画了个粗糙的草图，把火力点用叉号标出来。他的字写得跟鸡刨似的，但图上的距离比例全是凭眼睛估出来的，精确度不比正经测绘兵差。这是在战场上磨了十几年磨出来的本事。
装车持续了两个时辰。凌晨丑时三刻，最后一箱货被推进车厢，铁门轰隆一声拉上。火车头发出一声长鸣，车轮缓缓转动，闷罐车咣当咣当地驶出了兵工厂，沿着铁轨往东而去。
沈砚之从水塔上滑下来，大步走进山货铺的后院。马旭东已经守在电台旁边了。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是护路会里唯一念过中学的，戴着圆框眼镜，手指细长，敲电键的动作快得像弹钢琴。沈砚之口述电文——“货已发出，四节闷罐，押运约三十人，有日人随车。圃田动手。”马旭东把电文译成密码，滴滴答答地发了出去。
然后就是等。
等待的时间比打仗更难熬。地窖里五个人围着煤油灯坐着，谁都不说话，只有马旭东的耳机里偶尔传出微弱的电流杂音。赵铁柱把他的盒子炮拆了装、装了拆，来回折腾了好几遍。一个老兵在角落里靠着麻袋打盹，鼾声很轻，但眉头皱着，梦里大概也在打仗。
凌晨四点，电台响了。马旭东一把按住耳机，铅笔在纸上飞快地记下一串数字，然后翻开密码本逐字翻译。译到一半，他的手忽然停了下来。
“怎么了？”沈砚之问。
马旭东抬起头，煤油灯的光照在他镜片上，看不清他的眼神，但他的嘴唇在发抖。
“圃田得手了。缴获步枪三千支，机枪五十挺。但是——”他咽了一口唾沫，喉结上下滚动，“撤退时遭遇从郑州方向赶来的皖军增援部队，程振邦带人断后，身中三弹。”
沈砚之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窖的泥地上划出一道深深的印子。
“人怎么样？”
“电报里没说。”马旭东的声音压得很低，“只说正在往巩县撤，让咱们准备接应。”
沈砚之转身就往地窖外走。赵铁柱一把拽住他的胳膊，“你干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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