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都有章法，看得出是下过苦功临帖的。更让他意外的是，这张告示的措辞并不是照抄，而是经过了重新润色，语句更加通俗易懂，连不识字的妇孺都能听明白。
“学堂里的先生教过我，文章要写给人看的。”宋寄萍直视着沈砚之的眼睛，目光里带着少年人特有的倔强与诚恳，“我爹活着的时候说，护国军是好队伍，不打百姓、不抢粮食。他让我长大了也做像您这样的人。如今他死了，我不能替他报仇，但总得替他做些事情。”
沈砚之沉默了良久，将那页纸重新叠好，放在桌上。窗外传来远处操练的口号声和铁器碰撞的叮当声，阳光在桌面上投下明晃晃的光斑。他看着这个少年，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二十年前，父亲沈鹏举被清廷杀害的那个雪夜，十八岁的沈砚之也曾这样站在父亲的灵前，对着满地鲜血立下誓言。
“留下来吧。”沈砚之终于开口，“编到军需处，跟着孙先生学管账。不过有一条——行军打仗的时候，你必须留在后方，不许上前线。”
宋寄萍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重重地点了点头：“是！”
少年转身要走，沈砚之又叫住了他：“你爹的尸身，安葬了没有？”
宋寄萍的肩膀微微一僵，背对着沈砚之，声音有些发颤：“昨天已经葬了。埋在城北的山坡上，和我娘一起磕的头。”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我娘说，等仗打完了，再给他立块碑。”
说完，少年快步走出了屋子。沈砚之望着那个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外，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这些年来，他见过太多的死亡——战友的、袍泽的、素不相识却并肩作战的陌生人的。每一张面孔都在他记忆里留下了痕迹，有些已经模糊了，有些却愈发清晰。他知道，宋寄萍父亲的面孔，从此也会刻进这份沉重的记忆里。
傍晚时分，程振邦从西城防区巡视回来，带回来一个消息：城里有商人主动找来，愿意捐出一批布匹和棉花，给护国军做过冬的棉衣。
“什么人？”沈砚之问。
“姓杜，叫杜仲轩，泸州最大的盐商。”程振邦坐下灌了一大碗凉茶，“这人有点意思。他说他不支持革命党，也不拥护袁世凯，就是个做生意的。但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在日本留学，一个在上海读书，都来信说袁世凯卖国。他说他一个商人，不懂政治，但卖国贼的钱他不赚。”
沈砚之闻言，微微点了点头：“带他来见我。”
半个时辰后，杜仲轩坐在了沈砚之的指挥部里。这是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穿一件藏青色的绸面棉袍，留着一部修剪得极整齐的山羊胡，说话慢条斯理，眼光却精明得很。他开门见山地说，愿意捐出库存的全部布匹和棉花，总计大约能做三千套棉衣。除此之外，他还联络了城里的几家粮商，凑了两百石大米，一并劳军。
“杜先生如此慷慨，沈某感激不尽。”沈砚之拱手道谢，语气诚恳，“只是商人逐利，本无可厚非。杜先生此举，恐怕不单单是为了支持护国军吧？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杜仲轩摸了摸胡子，笑了：“沈团长果然是个明白人。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曹锟在的时候，纵兵抢了我三船盐，还打死了我一个管事。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如今护国军打了胜仗，替泸州百姓出了气，我杜某人出点钱粮，是应当的。不过——”
他顿了顿，看了沈砚之一眼：“我听说南边的革命党，讲究的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我是个商人，说白了就是个资本家。我想知道，护国军将来得了天下，对我们这些人，是个什么章程？”
屋子里安静了一瞬。程振邦面露不悦之色，正要开口，被沈砚之用眼神止住了。
“杜先生的顾虑，我理解。”沈砚之不紧不慢地说，“护国军打的是护国讨袁的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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