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噼啪作响，火星子溅出来，落在青砖地上，很快熄了。
沈砚之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着的那面军旗前。旗子已经褪色了，边角被弹片削去一块，上面用朱砂写着“光复”两个字，是当年在山海关起义时他亲手写的。
“这面旗跟了咱们五年。五次被打散，五次重新竖起来。”他的手指摩挲着旗面上的弹孔，“山海关的时候，咱们有三千人，现在还剩八百。但我告诉你们，这八百人是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是种子。只要种子还在，队伍就能再长出来。”
方大彪第一个站起来：“旅长，别说了。你指哪儿打哪儿。”
顾长林叹了口气，也站了起来：“我去算算辎重，看看能带走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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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三，鸡叫头遍，部队就开始收拾行装。
沈砚之站在叙州城门口，看着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从街巷里汇集过来。八百人，三百条枪，十二匹驮马，三辆破旧的辎重大车。士兵们穿着打了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上是磨破了底的布鞋，但每一个人走过来的时候，腰杆都是直的。
这是他在五年血战里淘出来的金子。
程振邦骑在马上，沿着队伍来回巡视，不时弯腰跟某个老兵说句话。他昨晚带先遣队摸黑出发，走了一夜山路，天亮才回来，眼圈发黑，但精神头很足。
“横江那边的情况摸清了。”他勒住马，对沈砚之说，“滇军在横江镇有一个排，平时住在镇上，晚上喝酒赌钱，防备稀松。我让人放了话，说护国军奉命移防，要从镇上经过，让他们把路让开。”
“他们怎么说？”
“排长亲自跑到镇口迎接，还说要请咱们喝酒。”程振邦嗤笑一声，“这帮孙子，在北洋军面前软得像面条，在自己人面前倒是会来事。”
沈砚之点了点头：“别节外生枝，从镇外绕过去。”
队伍开始向城外移动。叙州城的老百姓三三两两站在路旁，有人往士兵手里塞馒头，有人把煮熟的鸡蛋往当兵的口袋里装。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拉住一个年轻士兵的手，抹着眼泪说：“娃儿，打完仗就回来，啊。”
年轻士兵红着眼眶点了点头，快步跟上队伍，走出去老远才敢回头看一眼。
沈砚之最后一个离开叙州城。他骑在马上，回头看了一眼城门楼子上那面残破的护国军旗帜，然后勒转马头，催马追上了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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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叙州到盐津，直线距离不过百来里路，但走山路要绕出两倍。
头三天还有羊肠小道可走，到了第四天，路就没了，全得靠向导在前面用砍刀开路。六月天的川南，又闷又热，林子里密不透风，蚊虫像一团团黑雾一样追着人咬。士兵们脱了上衣，把军装顶在头上，肩膀和后背被荆棘划得全是血道子，汗水一浸，火烧火燎地疼。
方大彪走在队伍最前面，一手拎着大砍刀，一手拽着向导的肩膀，嘴里骂骂咧咧：“这他娘的什么鸟路？连兔子都不钻！”
向导是个瘦小的川南老汉，缩着脖子嘿嘿笑：“长官，这条路三十年前就没人走了。要不是我年轻时在山里采过药，我也找不到。”
“三十年前你多大？”
“十九。”
方大彪愣了一瞬，回头看了看老汉那张沟壑纵横的脸，咽了口唾沫：“那你今年四十九？”
“四十九。”老汉咧嘴一笑，露出两颗焦黄的牙。
方大彪不骂了，闷头继续砍路。他今年四十二，跟这老汉差不多年纪，可他觉得自己老了——不是身体老，是心里老。打了五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有时候半夜醒来，他还以为自己还躺在山海关的兵营里，窗外的海风把军旗吹得猎猎作响。
那时候他才三十七岁，沈砚之比他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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