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蒙山里遇到一队贩盐的马帮，跟他们搭伙走了一天一夜。夜里露营的时候，马帮的掌锅煮了一锅羊肉汤，放了山里的野葱和花椒，那个味道——我这辈子再也没有喝过那么好喝的羊肉汤。”他的声音低下去，像是在自言自语，“真想再喝一碗。”
蒋百里站在门口，背过身去，肩膀轻轻抖了一下。
蔡锷收回目光，重新看着沈砚之，语气平静得不像是在交代后事：“我不回去了。”
“将军——”
“听我说完。”蔡锷抬手打断他，气息急促起来，喉咙里发出一声轻轻的嘶鸣，“护国军不能散。这是我们从无到有一手拉出来的队伍，是西南六省三千万父老勒紧裤腰带养出来的子弟兵。我走后，川局必乱，北洋系必反扑。护国军需要一个能撑住场面的人。罗佩金太刚，唐继尧太滑，戴戡太软。”他停下来喘了口气，看着沈砚之，“你性子沉，骨头硬，能忍常人所不能忍。我放心。”
沈砚之胸口一阵剧痛，像是有一把钝刀在里面慢慢地割，一刀接一刀，刀刀见骨。他没有推辞，没有说“末将德薄才疏不敢当”之类的套话。他只是把蔡锷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说了一个字：“诺。”这是军中的应答，简单、干脆、不留余地，答应了就是答应了，死也要做到。
蔡锷听到这个字，眉头松开了。他靠在枕头上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袁世凯死了，帝制取消了，但我们赢了吗？”没有人回答。窗外的雨还在下，打在玻璃上噼里啪啦地响。
蔡锷自问自答：“没有。北洋的枪还架在老百姓的脖子上，日本人的手还插在东三省的地底下，广州的商团、长沙的矿主、上海的买办，哪一个不是趴在国计民生上吸血的蚂蟥？推翻一个皇帝是第一步，后面的路还长着呢。比我们这一代人能走完的还要长。”他说到这咳了起来，咳得很凶，整个人弓成一团，军毯从肩头滑落，露出里面被汗水浸透的病号服。沈砚之扶住他的肩，手掌触到的是硌人的骨头。等咳声平息下来，蔡锷嘴角有一丝血迹，他自己用袖口擦去了，继续说下去，声音已经哑得不成样子：“砚之，你要记住——革命不是改朝换代。革命是把旧的规矩打碎，把新的规矩建起来；是让土地里刨食的人吃饱饭，让工厂里做工的人不受欺辱，让孩子上得起学、老人看得起病，让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人，都活得像个人。这件事，我做不到，但你必须接着做。不管多难，不管多久。”
这是蔡锷留给沈砚之的遗言，也是蔡锷留给这个国家的遗言。后来沈砚之活了很久很久，久到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晚年的他坐在北京干面胡同的寓所里给孙辈讲故事，总会说到福冈的那个雨天，说到蔡锷说过的每一个字，包括那句“真想再喝一碗羊肉汤”。
民国五年十一月八日，午后四时三十分，蔡锷在福冈医院病逝，年仅三十四岁。临终前他请蒋百里代笔，口授了最后一份电文，发往北京政府和西南各省。电文通篇无一字涉及私事，唯言四事：一曰拥护共和，二曰团结御侮，三曰整饬军队，四曰安抚民生。沈砚之是最后一个看到他活着的人之一。他帮蒋百里把蔡锷的遗体安置妥当之后，走出病房，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很久，蒋百里把那份电文的底稿递给他，说：“松坡最后说了一句，说他这辈子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百姓，唯独对不起他老母亲。他母亲今年七十三了，还在邵阳老家等他回去过年。”
沈砚之接过电文底稿，低下头看着蔡锷的笔迹，每一笔都极认真，每一画都极用力，像是把最后一丝力气都揉进了这些字里。其中有一行字格外工整，仿佛是在所有叮嘱中最想说清楚的一个意思：“愿我同志，以民为本，以国为重，勿争权位，勿忘初心。”底稿的边角有一处很浅的水渍，洇开了一小块墨迹。不知道是雨从窗户缝里飘进来落的，还是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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