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架，书架上密密麻麻地塞满了书，很多书的书脊上印着“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这些他听过但没时间读的刊名。角落里有一台手摇印刷机，油墨的味道就是从那里散发出来的。印刷机旁边的地上堆着一摞摞已经印好还没装订的纸张，用油布盖着。整个一楼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有些寒酸的小书局，但沈砚之知道，这里大概是全上海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二楼和三楼是住人的。楼梯转角的墙上挂着一幅字，装在一个很旧的镜框里，纸已经泛黄了，但墨迹依然浓黑饱满。上面写的是两句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没有落款。
沈砚之在那幅字前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多看了两眼。年轻人走出几步发现他没跟上，回头催了一句“快走”，沈砚之应了一声，迈步跟上，但上楼之前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十个字。他不懂书法，分不清颜体柳体，但这两行字里有一种他非常熟悉的东西，是铁与血的味道，是在绝境中也不肯弯一下脊梁的硬气，和他十六岁在山海关城头第一次握刀时感受到的东西一模一样。
二楼走廊尽头是一扇虚掩着的门，门缝里透出暖黄色的灯光，还有一个男人低沉的咳嗽声。年轻人走到门前，轻轻敲了三下，里面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进来。”
年轻人推开门，示意沈砚之进去，然后自己在门外把门带上了。从头到尾，他没有问沈砚之任何问题，也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
房间不大，陈设简单得近乎朴素。一张书桌，两把藤椅，一个装满书的书架，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地图上用红笔圈了几个地方——上海、南昌、武汉、广州，每一个圈都画得很用力，红墨水洇开了，像是地图上正在渗血的伤口。书桌上堆满了文件和信件，一盏绿罩子的台灯把光圈拢在桌面那一小片区域里，其余的地方都隐没在阴影中。
一个人从书桌后面站起来迎接他。
沈砚之见过很多大人物。他在日本流亡的时候见过孙先生，孙先生跟他谈话的时候喜欢用手势辅助表达，声音洪亮，目光炯炯，像是要把每一个字都刻进你的脑子里。他也见过袁世凯手下的那些北洋将领，那些人穿着笔挺的军装，胸前挂满了勋章，说话的时候眼睛不看人，而是看着你身后的某个地方，仿佛在估量你值多少钱。他还见过各地军阀的督军和省长，有的粗鲁霸道，有的儒雅圆滑，每一个都是人精中的人精。
但眼前这个人不一样。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棉布长衫，袖口磨得发白，领口松开了一颗扣子，显然是伏案工作太久，忘了系上。身材瘦削，颧骨很高，两颊微微凹陷下去，显示出长期的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但是那双眼睛——那双眼睛让沈砚之想起了一句话。他父亲生前教他识人的时候说过：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狠，不要看他的手，看他的眼睛。手会抖，眼睛不会。
这双眼睛温和而清澈，看人的时候既不居高临下，也不刻意亲近，而是一种平等的注视，像是在看一个久别重逢的朋友。那目光里没有刀光剑影，却有一种比刀光剑影更锋利的东西。沈砚之在战场上见过各种各样的眼神——恐惧的、贪婪的、嗜血的、麻木的，但他从没见过这样的眼神。那不是一把刀，那是一块磨刀石。
“沈砚之。”他伸出手来，语气温和得像是在称呼一个老朋友，“周先生的信今天下午就到了，比我预想的快了半天。我算着你最快也得明天天亮才能到上海，没想到你连夜赶来了。”
沈砚之握住他的手。那只手很瘦，骨节突出，掌心干燥而温热。握手的力度不重，但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坚定，像是在说：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从哪里来，我知道你经历过什么。
“路上顺流，老船夫的竹篙使得好。”沈砚之在藤椅上坐下来，摘下帽子放在膝盖上，背脊挺得笔直，“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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