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沈砚之叫住了他。
"伯阳同志。"
"还有什么事？"
沈砚之看着他，想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
"告诉周主任，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工人纠察队的枪，能藏就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伯阳的嘴唇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反驳的话，但最终没有说出口。他深深地看了沈砚之一眼，转身消失在走廊的黑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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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砚之在窗前站了很久。
他想起了很多事。
他想起宣统三年那个雪夜，武昌的电报送到山海关，他跪在父亲坟前，拔出那把陪伴沈家三代的老刀，立下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他想起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的五色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孙中山先生站在总统府的台阶上，对他说："砚之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他想起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他流亡日本，在东京的寓所里，孙中山先生握着他的手说："袁世凯窃国，不过是回光返照。真正的革命，是要让四万万同胞都站起来。"
他想起民国四年，他随蔡锷将军从北京脱险，绕道日本回到云南。昆明誓师那天，蔡锷将军抱病登台，声音沙哑却字字千钧："拥护共和，我辈之责！"
他想起蔡锷将军病逝那年，蔡将军在弥留之际握着他的手，说了最后一句话："砚之，中国不亡，赖有后来人。"
他想起民国十五年，北伐誓师，他年近不惑，须发已见斑白，但站在誓师台上，看着台下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二十年前那个热血沸腾的冬天。
二十年的路，他一步一步走过来。
从山海关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云南，从云南到四川，从四川到两湖，从两湖到江西，从江西到上海。
他打了一辈子的仗，见过无数的死人。清军的、北洋军的、孙传芳的、吴佩孚的。他亲手埋葬过战友，也亲手处决过叛徒。他见过胜利的欢呼，也见过失败的眼泪。
但他从未见过革命吞噬自己的同志。
蒋介石要杀的，不是北洋军阀。不是张作霖，不是孙传芳，不是吴佩孚。
他要杀的，是和他一起北伐的地下党人。是帮他打下江山的工人纠察队。是帮他发动群众的工会领袖。
这比任何一场败仗都让他感到寒心。
沈砚之掐灭了烟头，转身走向书桌。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张信纸，提笔蘸墨，写了一行字：
"介石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不可相残。望三思。"
写完了，他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信纸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
没用的。
蒋介石不是袁世凯。袁世凯要的是皇位，蒋介石要的是权力。袁世凯可以谈判，蒋介石不会。
他了解蒋介石。当年在北京陆军部共事的时候，他就看透了这个人——表面温文尔雅，骨子里比谁都狠。这种人一旦认定了目标，六亲不认。
劝是劝不住的。
沈砚之重新铺开一张信纸，换了一支笔，开始写另一封信。
这封信是写给程振邦的侄子程远山的。程振邦三年前在武昌城下牺牲了，程远山接过了他叔叔的部队，现在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的一个团长。
信的内容很简单："远山，看好你的人。谁也不许动。"
写完，他封好信封，叫来副官，让他立刻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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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一日，夜。
上海的天黑得像一口倒扣的铁锅。
沈砚之的公寓里，电话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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