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列前方走过来，身后只跟了孟昭林一人。他在那七个人面前停住脚步，借着马灯的光挨个看了一遍。第一排第三个，叫周怀远，三十四岁，湖南人，黄埔四期生，能写一手好文章，军政治部的一支笔。第二个叫吴国栋，二十八岁，江西本地人，南昌攻城时他带着政工队冲在最前面，右胳膊上还缠着绷带。第三个叫谭伯安，年纪最大，四十岁，当年在西南根据地就跟着沈砚之搞土改，手上有一道从手腕到肘弯的长疤，是替沈砚之挡的刀。
“诸位。”沈砚之开口了，声音在夜风中传得很清楚，“今天召集大家，是有一件事要宣布。”
他从口袋里取出那份电报纸，但没有念。他扫了一眼所有人的脸，把电报纸重新揣回去。
“南京总司令部发来命令，要求各军政治部的地下党员停止职务，听候审查。”
校场上一阵骚动。有人倒吸凉气，有人低声骂娘，有人下意识向后退了一步。那七个人的反应各不相同：周怀远站着没动，嘴角甚至浮起一丝苦笑；吴国栋攥紧了拳头，受伤的胳膊微微发抖；谭伯安慢慢抬起头来，目光越过沈砚之的肩膀，看向远处黑沉沉的赣江方向。
“我问在座的各位一句。”沈砚之的声音陡然提高了，“北伐打的是什么旗号？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是几个阶级联合的革命。工农商学兵，哪个阶级不在革命队伍里？地下党是不是革命队伍的一部分？”
没有人回答。荒草在夜风里簌簌地响。
“北伐还没打完，孙传芳还有残部在江北，张作霖还占着北京。现在搞内部清洗，是要帮谁的忙？”
吴国栋突然喊了一声：“军长，我们不怕审查！我们在西南打游击的时候，在闽浙赣反围剿的时候，冲在前面的都是地下党员！”
“吴国栋！”赵主任厉声喝止。
沈砚之抬了抬手，示意赵主任不要说话。他走到吴国栋面前，看了一眼他胳膊上的绷带。南昌攻城那天，吴国栋带着政工队第一个爬上云梯，被城垛后面的敌人一枪打穿了小臂，他咬着牙翻上城墙，用一只手打死了两个守军。
“你怕不怕审查？”沈砚之问他。
“不怕！”
“周怀远，你怕不怕？”
“怕。”周怀远苦笑了一下，“但不是怕审查。怕的是革命革到一半，自己人先散了。”
沈砚之点点头。他转身面向所有人，声音沉下来，像赣江底下的石头，被水冲刷了千年，棱角磨圆了，但分量还在。
“我沈砚之从山海关起义那天起，打了十六年仗。这十六年里，北洋军阀我打过，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我反过，张勋复辟我讨过，直皖奉三系我全都交过手。我没有怕过。因为我知道，我打的是该打的人，走的是该走的路。”
他顿了一下。
“今天南京来的这道命令，我沈砚之不能执行。”
校场上安静得能听见远处赣江的水声。赵主任的脸已经从白变成了青，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被沈砚之一个眼神堵了回去。
“政治部照常工作。这七位同志照常履职。”沈砚之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被钉子钉进了石头里，“南京那边，我亲自去解释。有什么后果，我一个人承担。”
谭伯安忽然向前迈了一步，他的声音有些哑，但很稳：“军长，你一个人承担不了。我们七个人，明天就写请调报告，去武汉。武汉那边正在号召讨蒋，我们去武汉政治部报到。这样既不给军长添麻烦，也能继续革命。”
沈砚之看着他，摇了摇头：“你们哪儿也别去。就在南昌，就在这个部队里。”
他扫了一眼全场，目光最后落在那七个人身上。
“北伐还没打完。等打完了，我再带你们去武汉。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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