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上课，先教认字写字，再讲时事和革命道理。教材由她带来，教具就是黑板粉笔，各连自己想办法解决。“我看了贵部的花名册，七千多人里头，粗通文墨的不到三成，能写家信的更少。沈旅长，北伐军要真正成为一支有觉悟的军队，扫盲是第一步。”
沈砚之把计划表仔细看了一遍，点点头：“行，就按你说的办。不过我有个要求——别光教兵，连排长也得学。谁要是拉不下面子不肯来，你告诉我，我去收拾他们。”
林秋梧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那敢情好，我就怕到时候得罪长官们。”
“你只管得罪。”沈砚之把计划表还给林秋梧，转头冲门外喊了一声，“兆年！通知各团，今晚开始搞识字班，全旅官兵一律参加，谁也不许请假。贺振清那小子要是敢溜号，你直接派人把他绑到课堂上去。”
贺振清果然想溜。当晚开课的时候，三团一营的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唯独少了贺振清。林兆年带着两个警卫员在营部后头的柴房里把人堵住了——贺振清蹲在柴堆上抽闷烟，说是“打仗的事我负责，认字的事让政工干部管”。林兆年也不跟他废话，招呼警卫员一边一个架起来就往教室里抬。贺振清一路骂骂咧咧，进了教室看见沈砚之坐在最后一排冲他乐，这才老老实实找了个位置坐下。
林秋梧第一堂课没教认字，先让每个人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七百多号人的教室里稀稀拉拉站起来不到两百个能写全的，其余的都抓耳挠腮。林秋梧在黑板上写了“革命军”三个大字，一笔一划拆开了讲：革是革除旧弊，命是拼命争取，军是拿枪的军队。“北伐军为什么叫革命军？因为我们不是替哪个大帅打仗的，是替老百姓打仗的。老百姓不识字，不知道天下大事，咱们就得先学会认字，再回去告诉他们。”
底下有个兵扯着嗓子问：“林先生，我认字了能给我娘写家信不？”
“能。不光能写家信，将来退伍回乡了还能记账、看报、给县里写呈文。”
那个兵咧嘴直乐，回头冲旁边的人挤眼睛：“听见没，能写呈文！”旁边那兵撇撇嘴：“你先把自个儿名字写利索了再说。”
头几天的识字班就这么热热闹闹办起来了。林秋梧带来的三个男青年分头到各团去教课，她自己隔三差五到旅部来跟沈砚之汇报进度，顺便商量下一步的课程安排。沈砚之有时留她吃晚饭，两人就着咸菜稀饭聊部队的事，林秋梧说话直来直去，对独立第四旅的毛病看得清清楚楚——行军的时候军官打骂士兵的还有，伙夫班克扣伙食的也有，最要命的是有些连长把军饷拿去放贷收利息。沈砚之听了脸色铁青，第二天就把那几个连长叫来臭骂一顿，限期把窟窿补上。
林秋梧在诸暨待了不到十天，沈砚之就发现部队的风气变了。以前士兵们凑一块儿不是赌钱就是讲荤话，现在居然有人拿树枝在地上练字，还有几个老兵油子凑钱买了一刀毛边纸，每天晚上轮流到林秋梧那儿多上一节课。贺振清有天晚上查哨路过教室，听见里头在念“工人农人都是受苦人”，站门口听了一会儿，回头对沈砚之说：“旅座，这娘们儿有点东西啊，我手底下那帮刺头现在服她比服我还厉害。”
沈砚之把烟掐了，斜了他一眼：“人家是同志，什么娘们儿娘们儿的。你再这么叫，回头我让你在全旅面前念检讨。”
贺振清嘿嘿笑着跑了。
事情坏在四月十二号那天。
那天早上林秋梧没像往常一样到旅部来。沈砚之没在意，以为她头疼脑热歇一天。到了中午，林兆年急匆匆跑进来，手里攥着一封电报，脸色白得跟纸一样：“旅座，出大事了。上海那边……蒋介石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杀了好些人，总工会被封了。”
沈砚之正端着一碗面吃，筷子停在半空：“你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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