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从广东出发的时候，各部队的粮饷都是总部统一拨付，弹药也是按基数配给。但打到了江西境内，部队扩编快，新兵多，总部的补给跟不上，很多部队就地筹粮、就地收编地方武装，这是明摆着的事，谁也没比谁干净。王柏龄偏偏这个时候盯着他这支“暂编”部队，要说背后没人授意，他是不信的。
第二天下午，周怀远来回话，说查到了：王柏龄确实派了个人到南昌来，姓龚，叫龚伯循，挂的职是“总司令部军纪督察组第三组组长”，三天前到的，住在城东一家叫“青云客栈”的地方，包了一个小院。这个人到了南昌之后没找沈砚之的部队，也没去城防司令部，先找了南昌商会的几个头面人物吃饭，又找了几个原来孙传芳手底下投诚过来的地方军官喝茶。
“他找这些人干什么？”沈砚之问。
“听商会的刘会长说，龚伯循吃饭的时候问了三件事：第一，沈砚之进城之后有没有向商会摊派军饷；第二，有没有纵容士兵扰民；第三，有没有私底下委任什么人当南昌县长。”
“你怎么跟刘会长说的？”
“我没出面，让政治部的人去打听的。刘会长说，他当着龚伯循的面把咱们夸了一通，说沈总指挥进城之后秋毫无犯，商民感激。但龚伯循听完之后笑了笑，说了一句‘刘会长别光说好话，有什么就说什么，总部就是来听实话的’。”
沈砚之听完，靠在椅背上想了一会儿。龚伯循问的这三件事，每一件都能做文章——摊派军饷可以写成“擅自征敛”，纵容士兵扰民可以写成“治军不严”，委任县长可以写成“侵夺地方行政权”。三件事单独拎出来哪一件都不算大，但攒到一起往总部一递，就能凑成一条“该部在赣期间行为失当、有违军纪”的结论。结论一旦有了，下一步就是“整编”或者“调离”。
“怀远，龚伯循跟哪些投诚的军官喝了茶？”
“主要是一个叫马福堂的。马福堂原来是孙传芳部下的一个团长，在丰城被咱们俘虏的，俘虏之后表示愿意投诚，现在在城防司令部帮着维持治安。他手底下还有两百多号人，没编入咱们的战斗序列，暂时放在城防司令部名下。”
“这个马福堂跟龚伯循说了什么？”
“具体不知道，但马福堂从青云客栈出来之后，当天晚上就去找了咱们政治部的刘主任，说他‘想正式编入革命军序列，不想再挂着城防司令部的临时名义’。”
沈砚之听到这里，眉头动了一下：“马福堂这个人怎么样？”
“打仗有两下子，但人滑头。在孙传芳手底下的时候就是出了名的‘三面光’，哪边硬往哪边倒。他手底下那两百多人成分也复杂，有一部分是收编的土匪。”
“先别急着给他正式番号。你跟他说，编入序列的事要报总部审批，让他先安心在城防司令部干着，等总部批下来再说。”
周怀远应了一声走了。沈砚之把抽屉里那封电报又拿出来看了一遍，然后从公文包里翻出一本硬壳笔记本，翻到其中一页，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从北伐开始到现在，他打过的每一仗、缴获了多少枪、收编了多少人、上缴了多少、自留了多少。这本账是他从广东出发之前就养成的习惯，每一笔都有据可查，谁来查都不怕。
但账不怕查，人却怕被惦记。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之后，各部队之间的关系微妙得很。蒋的嫡系部队要扩张，杂牌部队要收编，谁手里的兵多枪多，谁说话就硬气。他这支“暂编第十九师”从出发时的三千多人打到现在将近八千人，枪多了，人多了，在蒋的嫡系眼里，这就是一块肥肉，早晚有人要伸手。
二月二十二号，龚伯循主动找上门来了。
他是在沈砚之的临时指挥部里见的。龚伯循四十来岁，瘦高个儿，穿一身藏青呢子军服，领章上是上校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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